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杰出人物”的轰然倒塌往往伴随的是一套政商联营机制的寿终正寝，不能因为“社会影响坏”等原因而对一些重大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轻描淡写。相反，开放的心态是不可或缺的。

6月17日，许冠成（后易名许官成）被南京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许冠成是何许人也？昔日辉煌的“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掌门人也（在北京、南京等地设有分公司）。至此，“冠成模式”“蚂蚁神话”的始作俑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真是一则马拉松式的宣判，三年前的2005年9月1日，许冠成等人就被抓捕归案，一直到现在才一审判决。所以如今鲜有人熟悉许冠成是谁，“冠成模式”究竟为何物。简而言之，许冠成为首的3人小团伙，从2001年6月开始在全国布局，2002年开始，推行所谓的“星炬计划”，诱骗客房户签订特种药蚁销售、委托养殖、回收等系列合同，以近40%的年回报率为诱饵开始诈骗集资。据悉，2003年12月至2005年1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南京分公司骗取金额达3886万元，受害人达1471人；这些钱大都流入了许冠成等个人的信用卡里。

或因近几年大有德隆系的倒塌，小有浙江东阳富姐吴英的“本色传奇”破灭等事件，诈骗集资案层出不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更是如涌如潮。对比之下，许冠成当年的作法显然要“逊色”许多。但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时节之早，我们反而更有必要去探究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轻描淡写的姿态要不得。

许冠成当年“布阵”伊始，就大打概念牌，比如搭上“关爱‘三农’”和“扶助城市弱势群体”的道义便车，推行所谓“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等系列工程，说白了，就是打着快速致富的名号，以养蚁为借口，大行诈骗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一些行政部门、民间机构、传媒等，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形下，大夸“冠成模式”。最具讽刺味道的是，2004年，冠成北京公司曾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评为“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双优品牌”。而许冠成头上的光环也超来越浓重，一些中央级报刊曾为其大吹颂歌，称其为“中华英才”“大地之子”等。

事实上许冠成当年称其运作模式为“公司+基地+农户+政府”，即对“政府”是“冠成模式”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直言不讳。但现在，当许冠成被审判死刑时，除了他的两个死党许冠卿、马茹梅，我们没有看到其它的受审者或陪葬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如果说因为当初许冠成的“产业基地”也解决三农问题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而要对之有所眷顾的话，那么当后来不少基地被爆出只是摆设、“假基地”时，我们显然有理由怀疑许冠成当初向不少行政部门进行了不菲的利益输送。

进一步来讲，一方面，民间融资、非法及诈骗集资等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与明朗，滋生“勇走险棋”的民间融资氛围；另一方面，在政商关系混沌、“红色保单”的掩护下，许冠成们大行其道，愈发猖獗。可以说，许冠成的倒下了，更多的张冠成、李冠成可能仍潜伏在民间。

我认为许冠成被判决应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争议事件重新引发关于民间融资的大讨论。特别是如何警惕它的逆向激励作用，以及对正当的民间融资的抑制作用──在通胀不止、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的当下，显得更为必要也更有意义。听说广东佛山等地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1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还原集资众生相中的政商图谱尤其关键，尽管说杀一个许冠成也未必能起到“杀鸡骇猴”之效用，那么杀一个许冠成背后的行政帮凶，理论上的警示意义或许要深远的多。

东方愚

   胡葆森和许家印是河南老乡。他们之前都打算今年到香港上市去。结果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老胡的建业地产今年6月6日顺利上市，而老许的恒大地产的上市路，已于今年3月功败垂成。

   尽管建业以招股价下限的2.75港元定价，尽管上市首日便“破发”，全天的股价都没有站到发行价以上喘口气，但胡葆森依然是开心的，用建业的唯一承销商大摩的一位代表的话来说，“建业上市本身已是难得的成功”，怪不得潘石屹说，这是“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折性事件”。

内地多少房企都想上市，但就现在的时机来讲，都变得谨小慎微，比如龙湖地产与宝龙地产，都已通过香港证交所上市聆讯，但现在同样对融资的前景比较担忧。仍拿建业来讲，建业地产总部在郑州，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内，对于中原地区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能想到路演时的情形，首先你得介绍河南省的情形吧，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内地情形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都会影响到将来的定价。可以注意到建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用了至少三个策略，一是找大的国际投行来帮忙，据悉五大名牌律师行以及毕马威等机构也都前来助阵，地产巨头如王石、李思廉、潘石屹、冯仑等自然也来捧场，二是投资者中有国际知名的企业如新加坡凯德置地等，三是降价促销。

所以“硬币的两面”，事实上恰恰因为建业身处内地，这一特质对一些敏感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正是机会。胡葆森的一句推介语很重要，“以郑州为中心，以河南最远的城市为边界，约3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里有1.2亿人口。”何况这个圆的半径和里面的人口都有不断递增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现在处在风声鹤唳的地产紧缩期，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这个过程要比一些媒体上的夸张其辞要慢一些，但大势如此，当然杭州是个相对比较“另类”的城市，房价一直坚挺；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却是稳中有升，甚至有大幅攀升的苗头和个案。

同样，拿郑州来讲，来自郑州房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房价一直在4000元/平上平浮动，但5月底开始这一均价出现上升趋势，达到4200元/平之上。比数据更应该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态度。如今郑州市政府的规划是每年提供70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这对地产商来说显然是个利好。实际上，两年前一份“中国城市质量生活质量排行榜”，将郑州列为“不能承受房价”后，相关部门表示反对并召开发布会称“郑州房价趋于合理”，认为郑州房价与周边其它省会城市如济南、太原、武汉相比。当时这一行动背后的信号值得关注。

列举这些数据与事件的原因，并非为胡葆森“不幸中的万幸”叫好。而应从两方面客观分析。从商业角度看，胡葆森宁让融资额大幅缩水，要也完成上市本身，这种“次优”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恒大地产上市夭折，一方面与这两年买地速度太过夸张，资金链吃不消有关，另一方面，与其立足的城市大都为一二线城市有直接关系。市场在变，阵营却无法转移，许家印吃亏自然首当其冲。

而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现在应谨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的突然回升甚至迅速上涨。最近一个事件，浙江小城丽水人均年收入不过1.5万元，然而去年那里的房价最高炒作到1万元一平方米，让人瞠目结舌。“丽水现象”尤其值得内地监管部门引起相关重视。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曾盛极一时的广东企业今年都超过或接近20岁。1984年李经纬的天才创意使健力宝搭上洛杉矶奥运会而一夜成名，1988年怀汉新赶上保健产业化的滚滚大潮而一发不可收拾。20多年内中国企业界演绎了无数“从无到有再到无”的企业童话。而健力宝与太阳神在20年间虽屡遭劫难，却保全了性命，这在广东企业史上实属不易──根据香港贸发局统计，仅2007年一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一万家。

      讴歌“活下来”并无必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家企业意欲东山再起的路径选择和效果评价。碰巧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不约而同想借2008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前者于去年底推出“健力宝1984”等新品，想通过与24年前的奥运情愫共震来唤起市场的兴奋，后者也将于今年奥运会开幕当日大搞集团成立20周年及直销事业部周年纪念活动。

      谋略看起来挺美，但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拿健力宝重打奥运牌来讲，现在的消费者有多少人真正关心24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80后”那时还没出生或只是襁褓婴儿呢。而对于健力宝对“美好回忆”的情感诉求，显得甚为牵强，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找尴尬──从李经纬到张海到祝维沙，再到李志达、佛山三水区政府，直到现在的叶红汉，在健力宝掌门人走马灯式更换之冰山一角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权力、资本纠结与纷争下健力宝走向千疮百孔的轨迹，然而现在却要将消费者的回忆定格在24年前健力宝的辉煌与腾飞，实属一厢情愿。

      三水区某大型超市的售货员称健力宝新品销量“很一般”，健力宝某经销商向笔者大倒苦水称“不好搞”；而笔者日前从健力宝内部人士获悉，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看来，时过境迁心亦变，历史不可能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给健力宝千分宠爱万般眷顾。

      再来看太阳神。“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这一经典广告语曾被广为传诵。太阳神创立后5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13亿元，市场占用率一度高达63%；1995年又成为第一家在香港挂牌上市的内地保健品企业（上市当日大跌22%而“破发”）。一年后太阳神开始走下坡路，很快江河日下，2000年太阳神亏损达1.17亿元，上市公司控股权也于2002年初出让（50.91%的股份卖了不足3000万港元；现名为曼盛生物科技，00512.HK）。前些天，同行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广州看到太阳神矿泉水的巨幅公交车车身广告时随即问我：太阳神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

      “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疑问如今不少太阳神“老客户”也未必能回答上来。不少人也一度以为，上世纪90年代太阳神鼎盛时期涉足的保健品、化妆品、食品、房地产、贸易、医药、旅游投资领域的业务，在世纪末太阳神资金链紧张的时候不少已撤出或收缩，甚至偃旗息鼓了。

      事实上，上述大部分行业太阳神仍在染指，除饮用水外，如今太阳神在广州有电脑城，在增城有制药厂，在肇庆有度假村，在云南与新疆有旅游星级酒店，等等。而于去年2月拿到直销牌照的太阳神，现在更是在全国遍地招兵买马。以至于一位从安利跳槽到太阳神的直销经理，最近云里来雾里去地向笔者大赞太阳神直销模式之强。

      而当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时，太阳神牌猴头菇胃肠保健口服液等保健品正悄悄登上广东省食品药监局通报的“2008年第一期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公告”，原因是使用过期广告批文、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夸大保健食品功效之“三宗罪”。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有着浓浓再度雄起愿景的企业之软肋可见一斑。健力宝现在重打奥运牌，只能算作是一种短期促销策略，而非基于企业重生的战略考虑。换个角度看，造成这一窘境或许并不全是现今的健力宝高层缺乏实现“逆转胜”的智慧与魄力，而与健力宝被统一集团接管后两者磨后并不顺畅，以及当年身陷健力宝出让风波中的三水区政府（时任三水区区长的宋德平现为区委书记）仍心有余悸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遭遇行政蹂躏与资本践踏双重阵痛的健力宝想短时间内再立桥头，谈何容易。

      太阳神在这一层面要比健力宝幸运的多，行政触角从一开始并没有伸将过来，所以尽管遭遇1996年保健品市场整体塌崩，也不过是此前过度扩张应该付出的代价。而20年间太阳神掌门人从未更换，一直都是怀汉新，这也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如今的怀汉新不改嗅觉之灵敏，直销之外，又如他在资本市场上参股并“一增一减”粤传媒（002181.SZ）之资本运作的漂亮，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改掉的是之前蛮劲十足的脾性，如今继续多元化的太阳神仍没找到明确的主业方向，直销业务的迅速扩张过程又开始弥漫起过去那股激进的气息。

      正略钧策的老板赵民先生3年前在一篇关于中美企业家20年历史差异对比的文章中称，中国目前的企业仍是建立在对资源和产业的开发和成长上，而美国企业已经是建立在对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开发和成长上了。诚如斯言。健力宝与太阳神由兴而衰，吃的就是这个亏。十多年后试图东山再起，却依然逃不出这一宿命。

      对企业过往事件扭扭捏捏与避重就轻，这种非开放心态有可能令如今的努力突围大打折扣；当然这不尽是企业或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有必要提及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并非个案，解构改革开放30年来大大难而不死、劫后欲重生的企业自救路径，展现的是一幅政商关系艰难变迁、企业家精神拘谨蜕变的立体画卷。

 东方愚

    仍在服刑的黄宏生最近成为坊间的焦点人物。原因其夫人林卫平“抄底”创维数码（00751.HK）。据报道，今年2月4日至4月15日，林卫平9次出手，以平均每股约0.745港元买入共382.6万股，涉及资金285万港元。问题在于，一是林卫平乃创维的执行董事，二是4月22日起，创维股价即展开一波强劲的反弹行情，至5月16日的17个交易日内大涨近50%。

创维股价飙升或与公司回购股票有关。从2008年4月29日到5月27日，创维数码先后9次共花费878.74万港元回购了1039.4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作价从0.72港元 到0.88港元不等。创维回购股票后将予以注销，以提升现存股份的价值。***创维报收0.84港元。日本大和研究所分析师称，创维股价仍被低估。创维内部相关负责人也称，创维2007年报会“更好看”，也将刺激股价提升。

林卫平的行为引起了市场的质疑。作为公司的董事，屡购自家股票，且大批购进恰好在公司回购之前、大幅拉升之前，这种时机上的破契合让中小投资者很受伤。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创维将“屎盆子”扣到了黄宏生的头上──创维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梁子正称，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目前黄宏生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已不是董事，所以购买股票前无须通知公司；同时申明，公司回购与黄宏生提前增持并无关联。

庆幸的是，林卫平所持有的股票到现在仍未抛售，账面获得也相对“微薄”，这可能是令中小投资者稍稍松了口气。但这是两码事，梁子正的辩解也明显有失偏颇。创维是于去年9月底公布了每股净资产逾1.4港元之亮丽业绩后决定启动回购计划的，而这一计划需要董事会通过，林卫平又是董事之一，这种提前知道消息而“埋下种子”的行为，仅仅用“受托”二字就可以轻轻带过？

林卫平事件让人想起王江穗──王石的妻子。去年7月6日，王江穗以均价19.38元购进4.69万股万科股票，涉及资金超过90万；4天后深交所将此事公告却未引起关注，也就是从这时起，万科利好不断，包括与亚洲巨头房企业合作、审议增发事宜、上半年业绩大增等。这些利好刺激下，万科股价大升。事件被伟媒引爆后，万科在后来的公告中称，股票是在王石与王江穗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后者的代理人买入的。如果按7月23日收盘价计算，王江穗获利超过32万元，此收益被公司“收缴”。

两起事件对比颇有意思。妻子们在“抄底”时，一人当时在监狱，一个当时在登山。非常注重自身及公司形象的王石断不会因为区区30万而去冒险。所以可推测万科公告基本属实，乃王江穗代表人“误买”。什么叫“误买”呢？比如说如果万科公司内部有个团队在搞私募，就专注于做万科的波段，其中开的一堆账户，王江穗的也在其中，那么“误买”不难理解。就算不是“误买”，王石也不会加以纵容。

同样，如果林卫平为了获利，在大涨近50%时的高位为何没有选择抛出？可以推测，林卫平之举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虑。由于大股东黄宏生出狱时间会比预期的要提早一些，而创维股价继续上行并无悬念，林卫平的行为，以及首席财务官无为的辩解，都在维护黄宏生的“未来收益”。要知道黄宏生当年挥别创维，第一时间内受托主持工作的不是妻子林卫平而是张学斌。2006年的中秋节，黄宏生在给创维董事会扩大会议的信中写道：“……活在一个充满斗志的创维生命中，我怎么会孤独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卫平的行为违规了，或是说钻了相关法规的空子。林江穗当时把股票卖出后上缴公司，王石再道个歉，就走向风平浪静了，但“误买”背后的故事很少人能得知。如今林卫平以及创维其他高层的说辞，可以嗅出创维在资本市场的凌厉远没有结束，普通投资者同样是雾里看花，难道因为林的账面盈利甚微就可听之任之？香港相关部门显然在这件事上的作法也存在应商榷之处。

     文/东方愚   南方日报

    ST贤成（600381.SH）在ST族群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先是走马观花式的换行业、换方向,结果迷了路、吃了亏。好在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不过,战略方向定下来了,旧的机制也跟着破除了吗?

　　最近两年“资产置换”成为ST贤成的一个高频词汇,从纺织业转到房地产,又从房地产转战煤矿业,期间官司不断。暂不论外生性的交易费用有多高,短时间内频繁转型引起的内耗不容小觑。一直到今年3月25日公司名称由“贤成实业”易名为“贤成矿业”,贤成的主攻方向才真正趋于明朗。5月20日,股票“去星”,这也不难理解在6天后的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贤成高层在提及公司未来主方向“煤炭及煤化工”时不无激动。

　　一位媒体朋友对ST贤成甚为关注,问其原因,答道:“贤成高层讨论战略转型好多次,就在2007年年度股东会前一天又做商议,看来是动了真格,而非像一些习惯打游击的ST公司一样走走过场。”

　　怎么看待这位朋友的回答?在我看来,战略转型是挽救ST贤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必须提及的是,ST贤成的内部治理是不是也同步、动真格地做了转型?

　　ST贤成在去年的自查报告中曾自我反省,称董事会成员结构、公司治理等都应重新思量,但其后的举措疑似隔靴搔痒。拿5月26日的股东会来讲,ST贤成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变成了九名。这一事件背后,是出于对必须平衡转型后新参股公司高管位置的考虑,比如这次新增的董事当中,其中一位便是去年7月参股的龙腾水泥的高管。

　　这种公司行为自然不难理解,也再正常不过。但问题是,“雪球”越滚越大,会不会反而掣肘公司决策与运作?粤电力董事有18位,但贤成不是粤电力。关键是贤成所谓的转型并未完全收官,如果不断在董事会中平衡“新生力量”,而对旧成分不加以重新洗牌的话,负担会不会越来越重?

　　翻看ST贤成的材料,截至今年4月25日,其控股与参股的子公司达到了9家,涉足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房地产、咨询、水泥、煤矿等。除了被确定了战略板块的华阳煤业和森林矿业数据不尽明朗外,其它7家公司中3家去年全年亏损,盈利的4家中,3家净利润都在600万元以下,盈利最多的恰恰是老业务———纺织业；白唇鹿去年净利超过3000万元。这实在是一组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字。

　　可以说,“习惯做加法”成为不少ST公司的宿命。这导致超负荷的运转有可能冲抵了转型的努力。

　　而在资本市场上的ST贤成也被不少投资者称之为“妖股”。其实暴涨暴跌并不为奇,问题是一些连环动作引人猜疑。比如今年4月24日*ST贤成控股股东西宁国新公司将超过2300万股限售流通股低价转让给朱蕾蕾,不足一月后的5月22日,国新公司持有的剩下7000多万股限售股因诉讼而被冻结。朱蕾蕾是广州鸿泽实业的高管,而5月26日股东会上ST贤成新增董事之一的李广建,恰是鸿泽实业的董事长,ST贤成大股东减持为“推进公司战略转型”的说法固然可以理解,但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不是也应该加以重视呢?

东方愚

万科在地震后的捐款数目竟然“一石引起千层浪”，这多少令掌门人王石始料未及。5月20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宣布以“纯公益性质”参与灾后重建，批准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累计净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重建事宜。与此同时，王石通过网媒表示“反思”和“道歉”。他为自己的“十元论”画上了句号。

奇怪的是，王石此举并没有引来多少喝彩。相反，批评声依然高涨。在几个网络社区中，关于“你接受王石的道歉吗”的投票中，“不接受”的票数遥遥领先。更有一些网友将万科捐款由200万元提高至1亿元（3至5年内累计），视为王石的“赎罪”之举，诸如此类。

最近几日与万科同时陷入不爽的还有麦当劳。地震后外企捐款数量之少引起民众反感，“国际铁公鸡”一时剑指众国际巨头企业。麦当劳或在压力之下，在之前捐出150万元款项和价值50万元的食品后，追加1000万元捐款。然未曾预料的是，在19日起的地震“默哀日”，麦当劳在南京某报里夹的彩页广告引起“民愤”，从而产生冲突，一家麦当劳一度中断营业。

万科与麦当劳比那些财大气粗却分毫未捐的企业以及捐了区区几文钱就大肆宣传的企业不知要强多少倍，与那些捐巨款的垄断国企相比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企业的捐款纯粹只是“左手到右手”的对倒游戏罢了，有“父爱主义”在，慷慨又何妨。然而，枪打出头鸟。在这一亘古未变的“真理”面前。万科与麦当劳却不约而同的摔了一跤。

以“伤害民众感情”定罪，这对商业企业来讲，始终是边界模糊的一种难以承受之重。除非在原生性的宗教或伦理方面刺伤民众感情，否则譬如何种方式做慈善、捐款多少为宜等，在没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评定、审查与沟通机制面前，容易产生偏执的看法，扯皮成本加大，整个慈善氛围的纯度也就打了折扣。

万科在宣布参与灾后重建后，质疑声马上就来了：万科是否会越过招标的屏障，强者先得？万科给出的答案是：不管灾区重建的土地以何种形式出让，万科都不会拥有产权，包括住宅区开发。然而此语一出，质疑再起：万科此举仍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云云──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质疑和猜忌面前，王石沮丧可想而知。如果这是他“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有没有考虑过对其他的企业与企业家产生的“负示范效应”──对步履维艰的慈善产生一种恐惧感？

慈善营销与公益营销欧美企业界很常见，甚至有的企业的推广也存在商榷之处，比如微软称把MSN广告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聊天用户选择的慈善机构。显然，“一部分”甚为含混。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之前千万网友在MSN上“红星照耀中国”表达爱国热情。对照今日万科与麦当劳之郁闷，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对自己的慈善理念有个再反思、纠偏？

文/东方愚

    健力宝当年落败的原因是民资与国资碰撞，犹如鸡蛋碰石头，李经纬对天长叹，却无能为力。行政触角伸的太长，使健力宝集团屡起旋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拖累健力宝到极度疲惫。而娃哈哈是宗庆后与外资的战斗，昔日一棋走错，今与达能对弈，虽以民族旗号呼天抢地，想换来行政部门的关注与解救，然却难以偿愿。
    可以说，健力宝与娃哈哈的轨迹是两个极端。2001年7月，当时的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的转制会议上，90%的与会者主张卖掉健力宝，但不能卖给李经纬。此举令李经纬万难接受。而娃哈哈的情况则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百富勤将所持有的娃哈哈股权出售，娃哈哈与达能享有优先收购权，然娃哈哈有所懈怠，为达能买走，这使其所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达51%的控股地位。
    如果李经纬与宗庆后的主客观条件对调一下，即赋于宗庆后当年李经纬式的主动，接手百富勤所持合资公司股权；而赋于三水政府今日浙江省政府和我国商务部式对市场行为不加干预，李经纬昔日定拿下健力宝。皆大欢喜。
    但历史往往给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以不同形式的黑色幽默，李经纬与宗庆后站在中国式企业之桥的两头，各自神伤。相比之下，宗庆后更幸运一些。尽管与达能之争打了无数个会合仍不分胜负，其引来行政援助的初衷仍未实现，但客观来讲，他内心的更多的是遗憾而非被算计后的伤楚，更何况达能现在已有所让步。李与宗各自困境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上的不平衡。作为创始人的李经纬被挤在了收购健力宝的大门外，自然没有料到。而宗庆后也在3年前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100%的国企业血统时称，“当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投”。
    产权纷争是体制积弊的产物。10年前中央政府提出“国退民进”的战略，国有资本被要求从饮料等完全竞争领域全部撤出。大凡政策嬗变必引起利益纷争，所以之后相伴随的是不少企业家形形色色的命运。李经纬被无情挤兑，乐百氏的何伯权售尽股权而退出，伊利的郑俊怀最终身陷牢笼。
    2004年5月，利乐公司请饮料业企业坐邮轮出游，同行的有郑俊怀，及光明乳业的王佳芬，郑对王称，“伊利也许不久也能把产权搞清楚了。”未曾料到一个月后，郑俊怀被曝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一年后他因挪用公款罪而被判刑6年。
    今年年初，新上任的***俞正声曾提问，“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 财经作家吴晓波称，“其实，答案或许就在王佳芬式的遭遇中。在一个国有资本十分强大的体制内，市场型的企业家左冲右突，无论有怎样的经略才干，其命运大抵如是。”
    庆幸的是，市场经济转轨正深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再加速。政商关系走向着一个良性和持久的方向迈进。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对于一些过往事件，各行为主体现在以一个开放积极的姿态面对，与此同时，更应将目光瞄准未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商业环境，更关乎万民福祉。

 东方愚

    王佳芬最近又“热”起来了。这源于她的传记《新鲜15年：我和光明》的问世。从光明完全抽身而出了，这给了王佳芬评说当年事的心境。我读了这本书，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王佳芬也打感情牌，但她显得很优雅，同时也比同行的宗庆后要从容得多。

    我指的是王佳芬回忆光明与达能的竞合过程中一些人与事的姿态。她称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为“一条黏虫”。王佳芬在书中称，秦鹏“受命于危难”而出现，却不能当即挽回达能的颓势。达能的鲜奶和酸奶都遭遇连年巨亏，只能另谋出路寄希望于光明的现有优势。秦鹏力主将光明与达能 “合起来经营”，并希望达能获取经营权。只可惜在个性强硬的王佳芬那里这一招却总是行不通。但秦鹏并不气馁，运用各种方式游说王佳芬，结果联姻成行。

    最近有媒体把王佳芬对秦鹏“一条黏虫”的称谓拿出来做文章。这不过是新闻炒作罢了。不过，王佳芬对秦鹏，和宗庆后秦鹏的态度对比一下，很有意思。尽管王佳芬对秦鹏的攻略有时也萌生烦意，但从经理人的角度来讲，她却对秦鹏甚为佩服。她在书中说，“在我交往的人中，秦鹏可以算是最坚持不懈的经理人。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

    而日前当宗庆后“3亿元偷税门”事件被爆出后，宗庆后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称是秦鹏在背后搞鬼。

    直观地拿王宗二人与秦鹏的交涉作对比，显然不太恰当。细想一下，王佳芬与宗庆后的机缘差距实在太大。当初娃哈哈与达能成立合资公司，1997年金融风暴后娃哈哈错失回购百富勤所持股分的良机，使得达能所占合资公司股份超过了50%、从而取得了控股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宗庆后打出不同的牌，特别是感情牌时意气奋发，但一旦提到11年前这件事时就郁闷不已，从根子上理亏，感情牌只能延缓灾难而不能消除它。

     而王佳芬呢？1995年与达能按照之前的约定以5：5的比例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然而没料到达能自作聪明地将新鲜奶设备换成了常温奶设备，结果产品卖不动。王佳芬主动放弃50%的投资权，而仅以土地和厂房作价，成为持股18%的小股东。也就是说，与宗应后不同的是，王佳芬在与达能的合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越被动就越主动”，而宗庆后却是“越主动反而越被动”。

    事实上，王佳芬的坚持，更表现在当光明遭遇一些潜规则时，仍能据理力争。换句话说，潜规则或是“敌人”，但要学会利用它，这叫另一种方式的“随遇而安”。比如她提到在秦鹏当初搞“后台进攻”，曾写信给市长韩正，游说上海国资委等。这种轰炸式的进攻还真奏效，一向态度坚持的王佳芬妥协，当然伴随的是她提出的一些条件。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在与外资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是绕不开的。

这一规则结果被宗庆后演绎的淋漓尽致。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有企业家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最近娃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然而宗庆后也没有秦鹏幸运，在“达娃之争”中，尽管政府部门“偶尔”有过表态，却并没有过多干涉。所以扯皮成本越来越高。但这一问题最后的彻底解决肯定仍是行政部门的调解。

    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企业家的优雅与从容，与政经局势是密不可分的。时过境迁，即使有些举措你回过头来看“很傻很天真”，但你必须那样做，因为那是潜规则。

东方愚

　　张海辩护律师4月23日援引“顾雏军案”中法院对其挪用资金罪的判决，为张海进行无罪辩护；而张海在法庭上，除了据理力争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对于此前他对其中一位股东侵占国有资产的举证，他表示那完全是因为自己在获悉一审判决15年后的冲动行为，“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互相谅解了”。

      正可谓彪悍与温柔兼用。彪悍地引用顾雏军案的判例，因为这是最后的稻草，抓好了，“侵占”“挪用”这些罪名或将化为子虚乌有，所以张海在法庭上称自己是“替罪羊”。温柔地称互相举证是一时冲动，这同样是高明之处，所谓引发为戒，还记得顾雏军昔日在法庭上的表现吗----当庭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让在座者无不瞠目结舌。

    一言以蔽之，张海现在比顾雏军更懂得妥协。这使我想起来清朝“红顶商人”盛宣怀，他当年不惜隐患累积而大借外债，但他说，“虽如扁舟荡漾在风浪中，但无论如何颠簸，必须想到登岸时光景”；缘何如此从容？皆因他在破与立上把捏了一个很好的度。

    袁世凯上台后，盛宣怀预感不妙，但是当袁大头一上台就要另办一个国家银行以取代盛宣怀的通商银行时，他便拿出银行发展方略与袁力争，尽管袁不加理睬，但整个过程中，盛宣怀没有与袁世凯发生过正面的激烈交锋。所以后人说，盛宣怀因此失去了不少东西，但他得到的更多。

　　顾雏军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他当庭喊出许多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这种脾性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失败民营企业家的代表。现在张海无疑将顾雏军的教训吸收的淋漓尽致，所谓解决股东之间矛盾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言外之意即，各退一步，放对方一马，也好放自己一马。

    有人说这种作法未必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张海的这种妥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言，其实是谈判的一个筹码，而按照“囚徒困境”，即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最终未必会做如此选择。

    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是一对双喜冤家，但民企今非昔比，在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总能抓住其一根“小辫子”，最终的结果是，不合作也得合作，收回冲动，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这也是破与立的揉合。

    清朝另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比盛宣怀年长21岁，最后几乎不剩几个子儿，落魄收场，连10多名妻妾也各自散去。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各自抱的“大腿”风格迥异。胡雪岩的左宗棠是一个“搅屎棍”———见文官时骂，见武官时骂，见外客时也骂；吃饭时骂，睡觉前骂。“这种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左宗棠内心的无比焦虑。”（张鸣语），而盛宣怀的后台李鸿章，却擅长委协，精于“双赢”之道。

    笔者曾言，对于眼下中国民企的原罪问题，择机了断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民企以史为鉴，学着与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对于接踵而来的封侯进爵般的政治贴金，学着选择长远投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张海深谙此间之奥妙，所以躲过劫难几成定局。与其说他比顾雏军幸运，不如说是现在依旧混沌的政商关系给了他脱身的机会。

东方愚

 达娃之争”再起波澜。宗庆后“3亿元偷逃税门”事件一时为访间所议论。不过，很快，宗庆后就站出来说，此乃达能秦鹏算计他的“阴谋”。4月15日，宗庆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承认，已向杭州市地方税务局补办了申报及补缴个人所得税手续，并交纳了滞纳金。“我正在积极配合税务部门检查。”宗庆后说。

现在坊间焦点集中在宗庆后被举报后才补交税是否构成违法。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范易谋去年7月公开表示“宗庆后会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如果达能真是想让宗庆后玩完，这种暗示岂不显得太小儿科了？

事实上，我们常忽略一种现象，就是娃哈哈与达能每次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皮球总会踢给行政部门。以前当娃哈哈商标两者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国家商标总局成为焦点，“娃哈哈诉国家商标总局”的假消息更是起到了闪风点火的作用。现在皮球又踢给了法院。

在笔者看来，与其认为达娃两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不如说两者都习惯了采取一些“伤身不致命”的招数，将自己与对方谈判的筹码攒得高一些、更高一些。

笔者去年6月曾撰文称，娃哈哈与达能的和谈将是一场马拉松，两者的奇招怪术用之不竭，但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坐到谈判桌前。 “偷逃税门”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宗庆后表示与达能“不谈了”、 “彻底分手”。但次日达能否认各谈破裂，并甚为绅士地称“我们相信，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同样，娃哈哈集团外联办主任卢东证实“谈还是要谈的”。

谈什么、怎么谈，这个问题无论对达娃双方，还是对旁观者来讲，都是一个老掉车的话题。去年4月宗庆后都自称把另立牌子这一“最坏打算”给晾了出来，其它和谈方式两者更是晒了再晒，结果无一例外是不欢而散。所以，进一步讲，与其认为两者每每在摩擦后仍回到谈判桌是无奈之举，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利于自己的一个好时机的出现。

什么时机？行政部门明确表态的时机。事实上，达能与娃哈哈共同的可爱之处是，从一开始，他们都明白皮球踢给行政部门且得到与已本土相关行政部门的鼎立支持才是根本。然而各自的小算盘不约而同地落空了。

两起事件中可见一斑。一件是去年6月底我国商务部副部长在重庆一个报告会上痛斥海外一些媒体将娃哈哈视为“反面教材”。这种表态无疑极易被理解为商务部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公开支持，然而此后商务部再无涟漪，中立姿态持续至今。另一件是达能去年想借1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行，来就纠纷作个了断，可惜事情不了了之，达娃两方当时“希永久性解决争议”的希望扑空。

不过，争端并不是停滞不前。商标问题达能发现越扯越成浆糊，后来干脆避让了。而对于在合资公司中是进是退，以及共谋上市，达能现在也显得比较“灵活”。不过，如果就此称现在问题转入了股权的市场估值上，这种说法仍不够确切。在笔者看来，焦点当是未来达娃双方合谈出现突破性进展时，宗庆后各人持股的市场估值几何。

为何这样讲？3年前当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确100%国企血统时，宗庆后称“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言辞背后是心态的不平衡。别忘了，宗庆后去年两会期间引爆“达娃之争”后许多，打的一直是情感牌、政治牌。夹杂在内外资企业强力博弈中的是宗庆后为自己过往劳作“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旧式倔强，然这个“皮球”的重量非同小可。从一点来看，达娃之争离结束还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