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国际航空报、每日经济新闻

         今年3月，当夏草猛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黑幕时，刘姝威正发起大学生志愿者与保安一帮一、一帮二的“阳光计划”。两位财务专家分别“战斗”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阵地上，鲜明对比可见一斑。

    2001年11月，刘姝威在《金融内参》上寥寥几百字的短文成为蓝田神话破灭的导火索，也成为刘姝威登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奠基石。某财经媒体此后称，“在更多人选择沉默或另外的做法时，刘姝威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看护了自己的良知，守望了社会的正义。就改革的意义而言，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谈也许远远比不上这样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来得更为直接和深远”。

    然而，在那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后，刘姝威的凌厉峰回路转，如今她似乎被淹没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堆儿里，以至于现在媒体一则“阳光计划”的报道，仍会扯一扯七年前她的豪迈旧事。

    或许是七年前直陈财务造假的难能可贵，或许是内参这一渠道的特殊性，今天的财务专家夏草先生尽管更为骁勇，其质疑的多家上市公司或已退市或被调查，更多的做出回应或反击，然而，他获得的掌声几乎尽数来自媒体读者，或是草根投资者。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尴尬吗？

    当资本与权贵揉捏在一起，夏草的对手便是整个体制，在偌大的对手面前，一个草根财务专家的力量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同样也是在七年前，夏草质疑某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掏空公司资产嫌疑，恰遇该公司一位被辞的出纳报料，得以拿到在大量原始凭证，然而不久此出改口称凭证属伪造，随后神秘失踪。

    据夏草称，其与对手之间最艰难的一场拉锯战发生在2007年，夏草接连发文质疑某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然而，在此期间，这一上市公司频频出镜，三月内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三次，集团总裁被央视称为某产业的领袖级人物。

    夏草不接受“财务界王海”这一打假专业户式的称谓，他也甚为反感有人称其为资本市场的“芙蓉姐姐”。在我看来，证券界的夏草，犹如艺术界的陈丹青，饱受体制掣肘。陈丹青炮轰中国的博士招生制度，而拥有博士学历的夏草也为发表近百万字的论著却仍是一位讲师而郁闷。所谓此消彼长，与在体制内的拘谨相伴随的，往往是专业能力与优势向体制外蔓延、溢出，所以陈丹青出走清华不影响及他的美誉度，夏草也深受普通投资者尊重。

    但他们依然是孤独的“角斗士”。特别对于夏草，如若年轻气盛的他凶猛依旧，如若得不到体制内的肯定与支持与保护，其人身安全都让人捏一把汗。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姝威走的路线──偶露锋芒、塔内（体制之塔）生长──似乎显得很“现实”？似是而非。

    通过对个案的质疑推进制度的改进，这曾是刘姝威们和夏草们的共同愿景。现在时过境迁，只有后者在继续战斗。我们无法苛求刘姝威们像七年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凌厉，但我们有理由呼吁有关部门对夏草们的野蛮生长表示关注与支持。拿最近的案例来讲，其对鱼跃医疗上市的质疑引发了坊间关于民企上市“假补税”现象的关注，其质疑过的中捷股份于5月26日召开致歉说明会开上市公司之创举。

    美国安然事件后，国会通过的《萨班斯法》使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财务欺诈代价陡然变大，明知故犯者则被处以最高达500万美元的罚金和最长达20年的监禁。反观中国内地，欺诈案“前腐后继”，对大多数违规公司的惩处却如隔靴搔痒拔萃。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退一万步来讲，特定的政商语境下，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暂不可行，但一个有理有据的质疑氛围却是不可或缺的。

    听上海的朋友说现在证监会和财政部等监管层支持夏草，这是个好消息。当谈到夏草质疑的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事宜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一直在进行分析。”不过，我们希冀监管部门的分析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更希望届时公布的结果能经得起考验。

    链接：夏草频批上市公司造假

东方愚

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老家，途中，他在写给夫人张兆和（“二哥”沈从文口中的“三三”）的一封信中说，“其实中国目前有什么作品值得一读？作家从上海培养，实在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从任何书本中学习，也许还不如你从旅行生活中那么看一次，所得的益处还多得多！”

沈从文当年或许没有料到，六七十年后，无论是他上述他对旅行之益处的感慨，抑或是写给夫人的数十封情意绵绵的信，还是《边城》等作品，都被其故乡──湖南凤凰县在对外宣传上运用到了极致。就连在凤凰城沈从文故居外盗版书摊上，琳琅满目各种版本的沈从文作品的不少书封，不约而同写道“从沈从文书中能读到，从黄永玉画里能看到、从宋祖英歌里能听到，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

既如此，何不去看看。“五一”几天假期，笔者去了一趟这一“最美丽的小城”。感受如何呢？第一印象是，凤凰人纯朴。无论是游玩还是住客栈，或是到苗寨跟当地的百姓接触、聊天，都能体会到他们的善良，并没有遇到像有的景区里那种对游客“死拉硬扯”的推销情形。只是，凤凰城八个景点捆绑售票的作法显得比较霸道。

引起我关注的是，沱江水的脏。在凤凰呆的几天，我就住在沱江边吊脚楼上，每每望去，水的颜色是绿的，然而那绿中，掺和着混浊。这尽管不难理解：大凡被开发成商业景点，生态环境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在晚上。

每到晚上，从很远的地方向沱江望去，都能看到江中的一片片“红晕”。此为何物？“许愿灯”也。何为许愿灯？就是将若干支甚至数十支小蜡烛点燃，放在用心形或是花篮状折成的“小舟”中，让它带着有情的人美好夙愿，随风而去。怎么样，听起来浪漫吧？

许愿祁福是好事，买灯的人自然不少，而且不少青年男女们，攀比谁的许愿灯更大更好看。由此我们看到，卖许愿灯的地摊，或是推销的少年们，劲头很足。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每天批量放到江水如此多的未蜡烛，多数不能燃尽，对沱江造成的污染怎么没人在意呢？要知道，蜡烛可能导致铅中毒，危及人的神经系统、心脏和呼吸系统！

5月2日晚，凤凰小雨，然而沱江边“许愿者”依然多不胜数。借一个小男孩儿向我推销许愿灯的时候，我问他，“小兄弟，你知道往江里面放蜡烛，会让水变黑变坏吗？”接下来，小男孩儿的回答，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他说：“哥哥，我们在这里卖许愿灯，每个月都向城管交了钱的，再说第二天就有人打捞呢。”我接下来问了其它几位卖灯者，回答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沱江边众卖灯者有多高的环保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其实是“无辜”者。同时，笔者之所以对此事加上盘问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好奇而非要表现自己多崇高的环保意识。然而小男孩儿给出的答案却让我陷入了深思。难道这就是凤凰县的一项“循环经济”？

我查阅到，去年11月初，水利部召开《湖南省凤凰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评审会，规划通过后，凤凰县沱江流域成为我部第八个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试点单位。半年过去了，从许愿灯这一细节，我们似乎看不到凤凰县及湖南有关部门，和景点经营单位有丝毫的水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试问，一“灯”不扫，何以扫整个沱江？

74年前，沈从文笔下的沱江水在多美，我们无法想象，只能从他当年的信中去嗅，“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74年后的今天，坐在沱水上的小舟上，橹歌并酒吧里吵闹的音乐代替，但随着沱江水被人为地污染再污染，心境也变了，一切的一切，均在急功近利中变的丑陋，只有渔利者打着名家的旗号，继续着他们的“循环经济”。

东方愚

    广东果然是个盛产“地产名言”的省份。这一次缔造名言的是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黄文波。

    在9月11日富力地产以18729元/平方米拍得广州白云区云祥路地块，博得 “广东地王”称号后，面对市场对于地价上涨抬高楼价的质疑，黄文波称，“地价和房价没有直接关系”“地价高未必会推高房价”。

    “高地价未必高房价”，这着实是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黄副局长对其“名言”的诠释是，房价涨跌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零地价也可能导致高房价”。给自己原本就蹩脚的言论套上“市场供需”的高帽子，浸淫其中的权贵意识及伪市场思维尽现。

    拿富力刚拍得的新地块来说，18729元/平方米的地价，意味着楼盘建成后，售价至少要在2.5万/平方米以上，才可能盈利。如果按照黄副局长的思路，面对如此昂贵的售价，届时由于大多数购房者的“需求不足”，富力难道可能顺势将房价给降到2.5万/平方米以下或更低？

    诚然，不排除高价拿地之后的“地王效应”，像之前的苏宁环球、豫园商城、万科等，高价竞得地王称号的同时，品牌价值自然随之提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高价拿地的，大都是大型的上市房企，他们在行业内拥有较重的话语权，其行为特征及买卖价，对市场定价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近几年来的土地竞拍，鲜有非上市公司竞标。一旦准备竞标或竞标成功，这些上市公司便紧锣密鼓增发圈钱，额度与频率令人瞠目。金地、保利、富力、万科、金融街，走马灯般掀起增发热潮。金地集团两月内增发两次，融资额分别为45亿元、180亿元。保利地产IPO时募资只有20多亿元，不久前增发融资竟高达68亿元。

    一边通过增发在股市里轻而易举圈钱，另一方面在终端市场推高房价，如此“甜头”诱惑之下，拿地成本高一些、再高一些，房地产商似乎并不十分感冒，而是乐此不疲地通过土地将房地产和股票中可能存在的泡沫结合在了一起。”房地产行业这种“强者愈强”和“双泡沫”的特征，成为地产商肆无忌惮向投资者转嫁成本的催化剂。

    如今不少上市房企公开声称，自己的土地储备足够开发10年、20年，显然，这种囤地手段将国家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规定置之度外。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土地价格过高，已严重透支未来的房地产价格，未来三年内，房价必须保持15%~18%的增长率，才有可能支撑目前的地价。广州房价“跑步向前”的迹象很明显，2003年广州住宅均价为3888元/平，2006年均价已升致6315元，涨幅达63%。

    地价与房价的困果关系如此简单、土地出让模式的不合理如此明了，然而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黄文波眼中，却成了“没有直接关系”，平淡的口气背后，是政府部门对房价上涨的置若罔闻，对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的视而不见。

    回顾一下以前的“名言缔造者”吧，广州市长张广宁也曾劝市民“不要急着买房”，此后广州房价却扶摇直上；去年5月初，时任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浩坤针对房价高企，建议市民“三年后再买房”，当时广州一手住宅均价为6097/平方米，一年后的今年8月，广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9905元/平方米，不知林浩坤如今做何感想！

    统计局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房价高企成为普通市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高房价背后，是地价的节节攀升，以及“面粉贵过面包”形势下房地产商通过各种渠道的跑马圈钱和风险转嫁。而比高房价和高地价更揪人心痛的，则是“高地价未必高房价”的名言缔造者。

    这厢是房价越调越高，那厢是主管部门“地产名言”越造越起劲。行政部门是否如红头文件上肝胆相照般表态一样，心里真正想着平抑房价、真正装着万千普通子民，不言自明。

东方愚 9月10日 国际航空报 人物专栏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9月4日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强化市场监管。5日，证监会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坚决打击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的文章，称《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和《市场操纵认定办法》已在业内试行一段时间，如今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现象又有抬头的迹象，证监公将联手交易所及司法部门，对操纵股市行为给予严厉打击与查处。

有意思的是，曾连拉42个涨停、创出中国股市神话的*ST金泰（600385），于9月5日发布公告称，由于公司不能如期归还银行6420万元借款，法院将新恒基持有的520万股*ST金泰限售股冻结一年。这一天，已是*ST金泰连续拉出的第4个跌停。

证监会打击内幕交易的公告，与金泰还不起欠款的公告发生在同一天，颇有意思。先说金泰，市场对黄俊钦之新恒基借壳的质疑就从未间断过，神秘人物刘芳等人提前入主*ST金泰，更让人们确信这是一起比较严重的操纵行为。但是，财大气粗的黄俊钦竟然还不起6420万元借款，是真是假，都耐人寻味。

更有意思的是，原计划注入*ST金泰的东北世贸广场不但是无照经营，且已被勒令停工。今年7月9日，辽宁省建设厅在其网站上发布这一项目违规的通告，而同样是在7月9日，复牌后公布将增发80亿股的*ST金泰，开始了自己的涨停神话之旅。直到今天，*ST金泰从未对沈阳的这一项目的变故进行过任何公告。

看来黄俊钦喜欢玩PK游戏，同一时段、你东我西。7月9日逗过辽宁省建设厅，9月5日又似乎在和证监会捉迷藏。隔靴搔痒的几百万限售股被冻结一年的公告，令证监会严处内幕交易的响亮号角顿时灰头土脸。尚主席就算感觉到了一丝尴尬，莫非也会慨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事实上，我们从不怀疑《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和《市场操纵认定办法》文件本身的缜密程度，我们更关注的是，谁来认定、愿不愿意认定、能否认定等问题。比如导致*ST金泰神话变脸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东北世贸广场项目，地点是在沈阳，打交道部门是辽宁省建设厅，而6420元借款发生地是在济南，接触的是工行济南高新支行，而如果一旦认定*ST金泰有严重的操纵股价认为，地点则到了北京，证监会或将亲自出马。“多地点、多部门”的特征，注定了现在借壳案如果真查起来，交易成本奇高，周期也会很长，不排除部门间相互推委，以及寻租事件利用可乘之机悄然进行。

另一方面是处罚力度问题。在美国，上市公司如果造假，高管可能面临10到20年的监禁，以及100万到500万美元的罚款。但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幕交易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最近5年，因内幕内易受查或被查处的公司高管至少有深南电A前副董事长黄德晨、西藏发展原董事陈红兵、三普药业原董秘邓兵、杭萧钢构董事长单银木、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等人，然而，这些事件要么没有引起业界应有的关注，要么处罚措施避重就轻、有上文没下文，而他们涉嫌内幕交易的时间、金额、手段等详细信息，公众更是根本没有途径得知。

董正青落马后，业内人士严肃而又风趣地慨叹“第一代证券业老总已经基本全军覆没”。现在*ST金泰站在风口浪尖，但就算有一天黄俊钦真的也站在了“问题富豪”的行列而被查处， “金泰现象”也不会从此就在中国股市上遁形。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政策市的幽灵在作祟，股市中劣币驱逐良劣的势头从未有过多大消减，一个业绩差的上市公司高管与私募联手运作，一年可能套现数千万甚至上亿元，而业绩好的上市公司高管却可能只有区区几百万，谁心里能平衡？

打击内幕交易会不会又落得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慷慨陈词将来会不会打折扣，我们现在尚无法得知。但是，我们隐约看见，由于多部门掣肘和特殊政经语境的原因，尚福林的张弛系数正变得乏善可陈——张得空乏、驰得拘谨。中国股市内幕交易治理之路，任重而道远。

东方愚

     凯利·韦伯兰姆是英国BBC电视台的制作人。2005年，他带走英国小镇哈比（Harby）的所有女人），之后的7天，摄像机对准镇上的男人们，真实的演绎尽在之后的《本周没女人》中暴露无遗。直到今天，这一节目在英国仍然炙手可热。想像下，如果让凯利·韦伯兰姆来中国农村，制作一档有关小额信贷的节目，他会怎么做？

     在做这一猜想之前，有必要关注一下最近我国关于小额信贷的进展。银监会日前发布了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业务的指导意见》，将发放农村小额贷款的机构拓展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额度上限也提高到了30万元，贷款主体也大加拓展到农村传统种养户、多种经营户、个体工商户以及农村各类微小企业等。

    看来凯利来中国农村拍戏所需的政策条件具备。但他或许不领情。按照他在《本周无女人》中出奇制胜的思维，他可能会选择让人先把一个镇中所有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带走，来拍一个《本年无金融机构》之类。如果说《本周无女人》的思路是探究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之原生态的社会学实验，那么《本年无金融机构》完全可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探究小额信贷的实验金融学尝试。

    之所以帮凯利出这么个点子，则在于现在中国农村小额信贷中搭便车现象的巍然成风。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一些富农装穷去贷款，挤占信贷资源，二是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只是想借小额信贷之名实现自己转为“正规军”的目的，并无行贷之实。三是不少地方政府大张旗鼓搞小额信贷，只是出于为政绩润色的花样，具有真实需求的农民并没有真实得到多少实惠。

    看来我漏了点东西，即凯利《本年无金融机构》如果开拍，镇政府也应先行被带走。即剩下的全为青一色的农民，当然穷富皆有。他们自发地去建构信贷之墙，实现资金之需。 这样一想，拍摄地点还真有推荐──山东济南近郊。推荐原因是那里有一个位被法国科学院院士裴天士称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老农民叫李允成，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期间受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干涉较少，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神话。

    李允成看来是“副导演”的合适人选，他与凯利共同的“摄像机”，无疑会对准农民们原生性的资金需求，无论是盖房、交学费，还是做养猪、做小生意。当年李允成正是这么做的，自己自发站出来搞信贷，先从熟人、穷人、信得过的人开始，多人连保，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而一些装穷的富人与恶人，差口碑等于提前宣告其骗贷无门的宿命。

    如果凯利还要找第二副导演，想必不少人会推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格兰珉银行的尤努斯。尽管他现在如果来中国搞小额信贷未必成行，但他当年刚“创业”的时候一些作法，或许能为凯利的节目增色不少。即同样直接接触终端穷人、多层担保的小额信贷模式。有必要一提的是，当年他曾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真正有资金需求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这种直接将政府部门和其它正统金融机构撇在一旁的一线尝试，是今日蜚名全球的坚实根基。

    显而易见，我们为凯利设计的这档戏在中国无法成拍，土壤基本不具备。不过通过对比，我们也可发现现在我国小额信贷之大跃进迹象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不论青红皂白一下子就向所有机构和主体开放，更表现在由于自主而下的理念占绝对上风，农民的真实需求往往得不到真实的反映，甚至可能被扭曲、利用。一些动辄打着“无担保、无低压”旗号的金融机构或政府称自身担保的信贷风，要么是有名无实，要么是信口开河，而个中因为裙带关系导致的经济租金有多少，更没人顾得上去监督、测量。眼下的小额信贷风刮的有些偏了向──看来，只有戏里才是最美的。

东方愚 达能并购娃哈哈追踪评论系列之九

　　有人曾说，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扯皮扯得越久、越深，自己的“队伍”就越庞大，在较量中就越容易占上风。这话显然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然而6月26日商务部的一则表态， 使这种一厢情愿“修成正果”，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于6月26日在重庆的一个报告会上，就达能并购娃哈哈事件表态称，“国外一些主流报纸居然将娃哈哈当成了反面教材，居然在发表的文章中称‘这证明新兴国家投资存在风险’，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外的一些媒体在给中国抹黑。”

　　这是娃哈哈事件以来，有关官员第一次对娃哈哈事件的明确定性。所谓“无稽之谈”，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博弈中的宗庆后表示了支持，而“给中国抹黑”，则把娃哈哈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如此表态，意义显然不可小觑。

　　而在市场上，娃哈哈最近掀起了新一轮的“倒达”风暴。比如称考虑对达能提起反诉，索赔金额至少20亿欧元。而在26日娃哈哈在给媒体《范易谋霸道与违法行为的再一次显露》的信中，开始逐条细陈法律法规，以证明范易谋的行为“既滑稽可笑又非法”。

　　宗庆后无论扯民族感情大旗还是像个“法官”一样频“审”达能，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不排除想引出政府部门来表态，然而令宗庆后“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而对娃哈哈商标这一核心问题的争端中，娃哈哈也曾将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可惜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

　　有市场人士分析称，外资并购属发展大计，即使有当地政府内里支持，也必须看部委的“脸色”。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杭州上城区政府仍然持有娃哈哈不少股份，无论从“避嫌”还是以静制动的策略上，其实同样希望部委能有明确的一个表态或是“指导方针”。

　　甚为“巧合”的是，日前达能在印度的合资项目同样遭遇挫折。由于达能集团在当地欲成立的一家新合资公司“可能与现有的合资公司形成竞争”，因此其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同意才能继续自己的投资计划。显而易见，“政府同意”也成为达能在印度要逾越的关键一坎。

　　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它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加重了商业纠纷中的行政依附色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较强的示范力，其他行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完全可能遵照“判例法”来做了断，而地方政府们，自然也不用猫着身子捱苦日子一般等部委表态了。

　　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其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东方愚

在美国，有人把形形色色的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

然而在香港，有一名明星人物，不但同时跨在了红、黑、黄三道，而且都曾在或正在每一条道上做到了卓越，他便是香港利丰集团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曾任香港贸发局主席和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的冯国经博士。

对冯国经“三栖之道”的剖析，不但可以让我们鸟瞰香港政、商、学界过往的历史缩影，更对内地政经体制深入转轨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坦途官道中的香港“管家”

2005年3月，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为署理行政长官，冯国经在一次午宴中表示，与曾认识多年，甚是赞赏其视野与魄力，然后转称佩服董建华“做事没有私心”，过去七年勤勉施政。

如果就这一片段去捕捉冯国经的秉性，直观捕捉到的可能是对为官之道的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这话不假，不过也只说对了一半。冯国经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不假，但无论他曾任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还是贸发局主席，他其实更像是一位乐此不疲的“管家”，在既定的政治轨迹中，多做事，多做一些“实事”。

譬如，机场管理局的角色是监管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冯国经热衷于极推进机场管理局的上市，而作为被曾荫权定位为香港未来的一个“关键推进器”的香港贸发局的掌门人，冯国经更是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为香港中小企业的全球化筑路添瓦。

他在政治生涯上的选择抑或源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而他在推进香港发展道路上的思路与建议，同样源于他对香港自身优劣势的熟悉。冯国经谈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时，直言香港产品的高价并无值得指责之处，要比的不是价钱，而是服务、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是企业对企业的服务”。

所谓企业对企业的服务，言外之意，贸发局的作用即为为企业做“嫁衣”。这种理念为冯国经自始至终所秉承。相比之下，内地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虽然也曾在做着类似的努力，然而许多时候总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扭曲，嫁接变成了走秀，服务变成了炫耀政绩，企业不但没有在市场中找到所需，反而成为寻租者的自动揩油机。

事实上，贸发局之所以被公认为香港发展的“关键推进器”，与贸发局本身的治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香港贸发局的最高决策层是理事会，然而20位左右的理事会成员中，大都为一些商业领袖与资深金融家，政府官员仅两名，并且不可以决定贸发局的日常决策。除此之外，贸发局必须时刻受公众与立法会的监督，比如其每年的年度报告，必须经立法会公开听证后方能通过。

内部机理大相迥异，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的差异或许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冯国经昔日担任的是内地的外经贸部门的要员，他的政治生命轨迹会是怎样，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如果现今内地的经贸、商务部门与官员能积极借鉴香港贸发局及冯国经的作法的话，一定能比香港做的更好、更为全球所瞩目。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会有多远呢？

称竞争对手为小公司的“离奇商贾”

2006年《蒙代尔》杂志“中国十大兄弟富豪榜”上，来自中国香港的三对兄弟囊括前三甲，执掌香港最大贸易集团——利丰集团的冯国经、冯国纶兄弟以330亿位居第二。利丰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同时，冯国经还担任中银香港控股、电讯盈科、新鸿基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2005年10月，冯国经又接受内地国资委的聘书，出任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之一。

正如冯国经所言，在战略决策上，许多东西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领导香港机场管理局和香港贸发局的经验，同样可以运用到执掌利丰集团的过程中。按一般思路来讲，如此庞大的企业，其供货商、经销商一定也具有某种“先天性”的竞争优势，所谓强强联合，强者愈强，利丰在香港商贸界的“垄断地位”是不是无可比拟呢？

冯国经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大多数的意料，他认为利丰的竞争对手是那些“创业不久、有创新精神的小公司”，因为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木桶容量大小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冯国经在掌舵利丰过程中，贯彻的正是这种原则。一些细节性、关键性的元素，恰恰可能是对企业命运影响和制约最大的元素。

利丰从原先赚取佣金的一般贸易商，转变为价值整合大亨，他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之“世界是平的”理念的践行者。2006年11月，冯国经在复旦大学做了“在扁平世界中竞争” 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利丰价值链管理的经验。细节、整合，是其提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

这使我突然记起前几日到现场听取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陈国青教授的一个案例——广东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前几年花2000万上马ERP项目，两年后陈到企业去交流，问其项目收益，该企业老总直言“ERP根本没啥用！·随即又诡异地称，“但后来在市场推广中把ERP作了一卖点，收益倒是远超过了2000万！”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黑色幽默，但却是内地不少巨头企业的本真写真。成天吆喝的价值链管理可能只是一句空口号，或是用以炫耀、忽悠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明星企业契约意识淡薄，霸权思维依然浓重，重名誉轻运营、重寻租轻市场，虽然博得掌声雷动，但其可持续性却乏善可陈。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学院情怀与惜才意识

冯国经还曾担任（或正在担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等职，或许正如其所言，冯国经自身的经历就是“世界是扁平的”的微观写照，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但他后来在香港担任贸发局主席等职时，仍常到高校与学子交流。

这种交流绝非现代电影中的“友情客串”，亦非像内地一些专家学者到高校的跑穴与走秀，冯国经常在不同场合声称，“人才是香港成败的关键”。他曾在香港总商会演讲时，提高香港要保持竞争力亟需提升的“四大流量”，即货物、资金、资讯和人才。这正是他常“偷闲”到院校中与青年学子共切磋的原生推动力，也是他常与港府政要们商榷引进全球人才，特别是内地人才的考虑所在。

“冯氏财富”的原始启示

香港回归十周年，举国正欢庆。特别今年6月6日，《纽约时报》刊文称“英国统治香港的遗迹将要消失,而无人对此感到悲哀”时，国人振奋，同时当《时代》周刊（亚洲版）今年6月细述香港回归后的盛状时，国内一些媒体再次将“矛头”指向1995年曾12年前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的美国权威杂志《财富》，并称“《时代》”用整整25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与报道抑或能博得国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自豪感呢？自恋包裹着自大。

真正的欢庆，应该是细致入微的务实而为，而非汹涌澎湃的情感用事。而回顾冯国经在香港舞台上的身影，无论为官、为商还是为学，自始至终一条或明或暗的准则便是“用行动说话”与“从细节着手”。十来来香港风云变幻却仍旧魁伟，与视政府要职为小管家，定位竞争对手为小公司一类的“冯氏人物”的存在不无干系，其余民族感情等等，只是被戴了高帽的灰姑娘而已，拿来大肆宣扬，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香港会发展的更好、更快，这简直是一条铁律，而内地能否从冯氏财富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否从香港经验中分得一杯羹，并谦虚地消化、实践，却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历史的轮子不会为你的务虚而停滞下来给你弥补的机会。

东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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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买房运动”再起波澜。据媒体报道，早在去年发起这项运动的深圳市民邹涛，近日决定转让自己在深圳的财产，并“返回家乡湖南邵阳以务农为生”。这一事件一时间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许多支持“不买房运动”的民众们纷纷表示遗憾，还有人甚至发出了“谁是下一个邹涛”的呼吁。

支持者的心态不言自喻，当政府治理房价虚涨收效甚微，甚至“越调控涨的越快”的情形下，想着自下而上地发起集体性的不买房运动，来抵制或是震慑房地产商。但这种想法显然是一厢情愿的。先不说集体行动能不能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会不会心往一处使，你何时见过房地产商对草根的行动表示过忧虑？

更重要的是，虽然“不买房运动”有大量的积极拥护者，但这类群体，却未必是“邹涛们”所真正希望响应其倡议的群体。特别是在网络上，反响最为强烈的，要么是购买力尚可但情绪化的网友，要么是没有半点购房能力的网友，把响应这一运动当成了发私愤的通道。相反，有些许或三成以上购买能力的民众，往往不会太过投入类似活动，而是考虑所在城市哪一个小区的房子性价比比较高，诸如此类。

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官方发布的数据称广州3月份房价降了几百块，仍然引起了相当的质疑，最为通俗的质疑是，低价房多卖出一些，均价自然下来了，但均价不能笼统说成是“房价”。人们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房价会突然降下来，而且是以最快的速度。无独有偶，在日前的博鏊论坛上，房地产商任志强再一次提到，政府不可能把房价压下来的——他显然说的是大实话。

可见，民间的“不买房运动”可以作为表达自己愤怒的机会，但绝不可能对真实的市场供需起到丁点刺激或调节作用，即使最近关于邹涛要彻底放弃“不买房运动”的消息不是炒作，邹涛的去留也不是一个真问题。而个别官员对民众发出“不买房运动”的呼吁，则未免有政绩色彩在里面，数据由官方发布，统计方法又不健全，难免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枝节行为发生。

现在的情形已很明朗，民众心理预期仍然是看涨房价。而国家统计局最近在公布一季度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时，姿态明显，虽然提示经济有过热的危险，但同时更认为“宏观调控措施不宜过大”，这无疑给房地产投资者吃了一个定心丸，而对普通的有购房需求的民众来言，显然不是好消息。

俗话说，穷则思变。买房没钱，于是想着投资股市，赚个首付再说。这是现如今许多小股民的心态。一些民众把之前响应“不买房运动”的时间，和批评地产商潘石屹、任志强的精力，挪到股市上。这自然无可厚非，从一定程度来讲是“理性的”。问题就在于，证券市场游戏规则的不明朗和一夜暴富的故事，让更多的小股民产生了盲从心理，以至于把在股市上赚得的纸上宝贵，等于于买房所要交的真金白银。

这并不是说不赞同购房者炒股，在大蓝筹排队上市，和外资并购如潮如涌的背景下，中国股市所肩负的责任显然不会令拿买房钱炒股的民众太过失望。而是说，当普通民众仍然“望房兴叹”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引导人们理性投资，同时采取有效方式驱散假消息泛滥等投机元素；而民众自然也应有相应的风险意识，特别是在股市上，牛市不等于没有输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从乌托邦式的“不买房运动”扯到一路飘红的股市，无疑想表达的是，热衷于情绪化和没有根基的集体行动，是一种陋习；邹涛是去是留、下一个邹涛是谁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为买房而去筹措资金的渠道是不是畅通，有没有一个引航者，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的。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3/08/content_52304581.htm

人生七十古来稀。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出生于1930年，然而两位老人如今的活法却迥乎不同。贝克尔已于2004年停掉了其在《商业周刊》上每周一篇、历时19年的专栏，并远离演讲与聚会，转而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网上合开了一个博客，独享其乐。而他的同龄人吴敬琏远没那么清闲，春节前还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慷慨激昂地作了《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的演讲，现在他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忙碌地穿梭于两会这一政治舞台上。

使命不同，所以风格相异。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话语经济”与“眼球经济”的国度，吴敬琏未必有贝克尔那样受人尊重，但他却一定比贝克尔更容易引人瞩目，甚至引起骚动。3月4日，他又一次“语出惊人”——直言“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经济原理”；知道自己的话说出去后会招来谩骂，所以吴敬琏随即称“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吴氏猛言”很快在传媒上炸开了锅。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批评吴敬琏“违背了民意”，一些“热心人”建议吴敬琏补补“穷人的经济学”的课……

吴敬琏的言论确有瑕疵。在铁路这一垄断市场谈价格的市场化显然有失偏颇，在一个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成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中“租金耗费”的概念去分析。这其实类似于内地现行的、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唯一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赞同的政策”——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实际收效乏善可陈，然而至少出于权力部门营造良好社会口碑的考虑，政策的出台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就春运票价不上浮进行再争论，也不在于政府对春运票价的干预是否得体（我们似乎习惯了朝令夕改），而是透视充当了“皇帝的新装”童话故事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男孩儿角色的“吴敬琏们”，顷刻间被唾沫星子包围、被所谓“民意”谴责等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一则，经济学家频频成为批评靶子是否正常，二来，经济学家如何与所谓的民意对接。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吴敬琏的同龄人贝克尔曾有过的类似“冲动”经历。去年四五月份，美国汽油价格飞涨，美国民众深受其害、愤愤不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小布什当时一路下滑的民意就与高油价不无干系），美国国会山的一些政客及小布什政府不约而同“顺应民意”，站出来对石油公司施压，前者称应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给消费者一定补贴，后者则称应对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行严格调查。这种彪悍所造成的舆论还真挺“奏效”，美国市场油价几天内应声降了几美分。然而就在此时，贝克尔跳出来说，无论是暴利税还是补贴措施，都是愚蠢之举，因为至少从长期来看，其弊远大于其利。

贝克尔当时测算出了美国汽油的真实价格，并列出了一份消费账单，借以证明征税与行政补贴的交易费用不菲。再把视线收回中国，虽暂无学者去测算车票的“真实价格”，但若综合各种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基本上也能得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短期收效（以所有买票者为考察对象）几乎为零、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的结论。这或许也正是吴敬琏直言的原因，然而结果是他被“民众”痛骂一通。

而贝克尔却远比吴敬琏幸运的多，不但没有挨骂，反而又多了不少“粉丝”。其实在此这前，贝克尔曾屡屡“出言不逊”。当初各方对微软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并建议分拆时，贝克尔称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没有证据表明贝克尔是微软的“代言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相互行为分析的贝克尔曾发表其研究成果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传媒人麦克尔?诺尔援引贝克尔的观点于去年8月《福布斯》上刊登标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Don’t Marry Career Women)的文章，舆论一时哗然，然而很快风平浪静。

“贝克尔们”的无拘无束或许令“吴敬琏们”望尘莫及，一个最为重的原因是，美国民众深谙政治家们无论决定使用何种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被民众授予的权力负责，而经济学家不过是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或建议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罢了。

换句话说，在公共事务领域，权力和政策的事情应紧紧“盯住”政治家，这才是政治家、民众、经济学家及传媒应该有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事务争论中，一个明星学者的一句话都可能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这多少与传媒注重眼球效应的习气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方式的不成熟。事实上，只要没有公然以公职身份的话语权牟取私利，一些“逆民意行事”的人或事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时间、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憎恨，

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政治家的号召或应和“民意”，一来，经济学家本来起初就只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二来，在中国，所谓的“民意”不少时候不过是一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与评论人士利用传媒工具提高嗓门的大声吆喝造成的假象而已，这种“民意”的典型特征是有热度而无深度，不过它却可能影响或左右真正的民意。这一点却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贝克尔在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政府制定一项糟糕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改正这一政策，以及承担改变这一糟糕政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吴敬琏也在去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称，“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并不因为贝克尔的“怪论”而减弱对其的尊重，而我们却因为吴敬琏的“怪论”而大抓“小辫子”，这映射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浮嚣气氛依然沉重的现实。杂文家王小波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做浮嚣。”

（初作于3月5日 修改于3月7日）

链接：加里?贝克尔

东方愚 广州日报专栏（有删节） 3月5日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7-03/05/content_23343762.htm

据香港经济日报的消息，港府公务员有望加薪。香港公务员加薪一般会“盯住”一个参照物，之前的参照物是大企业，即员工数在100人以上的大公司。最新的消息称，中小企业也纳入了决定港府各级公务员是否加薪、加薪多少的参照物范畴；此消息在香港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根据香港雇主联合会去年发表的各行业加薪调查，去年香港平均加薪幅度为3.19%，为七年来最高，扣除约2%的通胀水平，薪酬仍有小幅提高。而日前知情人士透露，港府高层公务员薪酬低于大企业高层约5%到6%，这样一来，高级公务员将获得高达10%的加薪幅度。然而如果将中小企业薪酬也纳入参照体系，显然10%的加薪幅度是达不到了，难怪港府不少高级公务员最近倍感郁闷。

港府公务员加薪“盯住”中小企业，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来，港以中小企业为主，由于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大多数企业目光相对长远，即使在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也可能通过小幅加薪，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率，以期利润不至于受到太大影响。二来，港府不希望公务员加薪太快、太高，因为政府与企业在薪酬方面的作法如果差的太远，其在公众中的形象与声誉势必会受到影响。

无独有偶，去年7月以来，内地各省市公务员加薪的消息此起彼伏。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曾表示，“在全世界来看，公务员收都是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广东的公务员收入属于中等有点偏低。”据悉加薪方案已呈报中央，一旦批复将立即从去年7月起补发加薪的差额工资。

公务员的小幅加薪能从一定程度调动其积极性，可以说利大于弊。笔者感兴趣的是香港“盯住”中小企业的公务员加薪方法，我们似乎非常有必要借鉴。现在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成为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既不能贸然加息，也不能靠人民币大幅升值来治理，以至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被西方国家与传统金融学识为“巨斧”的货币工具，倒成为我国央行信手掂来的日常工具。遗憾的是，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今年2月初，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说，加薪能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得各方加以讨论。

其实早在去年年初，发改委下面的一个研究机构就曾提出过“升值不如加薪”的政策建议，提高劳动力工资不但能够提高国内出口商品的成本，促使出口企业优胜劣汰，理清能源与原材料的价格，还能拉动消费。一向认为保持高就业率是中国经济头等要务的樊纲一年后再提出来这一观点，虽点到了问题的关键，但仍可能避免不了过过嘴瘾的宿命，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刺激中小企业加薪？

在分析这一问题之前，须先清楚两方面的形势。一是，现在外资并购势头与国企垄断地位都在上升，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日前再一次表示要防止外资垄断性并购与恶意并购，“保持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的控制力”。明显的趋势是，现在内生性市场资源越来越向这两股力量集聚，中小企业遭遇“玻璃门”现象有增无减，其运作成本与交易费用变高，不少企业首先想的可能是裁员或压缩成本，加薪则是不着边际的事了。

二是，虽然现在流动性过剩，但地方政府仍然乐此不疲于财政倾销，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与措施来招商引资。按说这种优惠等于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加薪应该有了动力。问题是，由于竞争过度及恶性竞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上升，但是利润率却在不断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程度也较低。数据显示，在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中，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4%，但有68%是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贡献的;也就是说，技术要依靠资本，但资本投入却没有换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加薪的动力同样甚为低迷。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去年以来关于我国投资回报率的几场争论。先是世界银行与新桥投资合秋人单建伟的PK，前者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15%，后者则认为只有8%-9%，之后是今年1月中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清华经管学院几位较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争论，他们的基本判断趋同，即10%。在这里暂且不说这一系列的争论掩盖了不同行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别，以及技术回报率等关键问题，北大专家取“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为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为调查样本，等于一开始就已把中小企业给排除在外了，这也注定不能清楚地描述像珠三角一些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窘境。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个“趋同假说”，意即增长率会随着资本密集度而变化。当一国的资本密集度上升的时候，增长率会逐渐放慢，而当其资本密集度下降的时候，一国的增长率将逐渐上升。这意味着跑在前面的选手会逐渐慢下来，而拉在后面的选手会赶上来，最后所有的运动员同时到达终点。其实也就是投资边际回报率递减的意思。现在我们的问题是，由于外资并购的凶猛，及大型国企的戒备意识，这些大型企业根本不可能慢下来“等一等”后面的中小企业，就算其利润增长率逐年攀升（2006年,央企实现销售收入81368.8亿元,增长20.1%;实现利润7546.9亿元,增长18.2%，均为历史最好水平），但其交易费用到底有多大，社会福利是否同步增长，都不得而知。

如此来看，我们大体能了解樊纲重视发改委研究机构“升值不如加薪”的尴尬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由于本身受到冷落与忽略，中小企业压根没有加薪的动力。而从各国的情形来看，强迫企业加薪实在不是一种好办法。蒙代尔与麦金农曾说，如果工资价格上涨的速度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相匹配，那么汇率就可以不升值。现在的情形是，工资增长的幅度一方面不及劳动生率的上升幅度（特别是制造业，2005年据国外机构研究，我国制造业生产率仅次于美国），同时却被由于通胀引起的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所拖累，房地产价格直线窜升为民众所不能承受就更不用说了；另一方面，我国实际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的速度并没有一些官员所说的那么喜人，即使如樊纲所言一样，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一般为3%到4%，发展中国家为1%到2%），我国中小企业的增幅也远达不到这一幅度，反而为通胀等因素所抵消不少。

然而笔者非常惊讶地发现，虽然没有加薪动力，珠三角已有零星的企业开始主动给员工加薪。我发现个中原因并非是由于近年来严重缺工（调查显示，2006年广东六成企业面临缺工），相反，他们像本文伊始提到的香港中小企业一样，识加薪为一项激励法宝。不单单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还为技术的革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的积累与创新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哪怕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只要利润高于研发成本，企业家就会去冒这个“险”，这是一项风险极大的“破坏性开采”手段。道理大不抵如此。

但毕竟采取如此行动的企业是少数中的少数。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ECA国际2月6日发表最新的“全球最新薪酬趋势报告”称，中国内地企业今年预计薪酬增幅为6%，位居全球第三。暂不论6%这一数字是否有高估之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薪酬的差距有多大，同一企业不同级别员工薪酬差距有多大，这些恰恰是企业及至整个经济生产率与利润率提高及技术进步的核心源泉。

大企业是尊贵之身，受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的宠爱并不足为怪。不过香港始终没有把中小企业抛到脑后，甚至连港府公务员加薪既定的“盯住”大企业的方案，也要不顾许多高级公务员的异议与反对，将中小企业薪酬水平也纳入参照物范畴。相比这下，内地同样是内生性资源向大企业靠拢，然而小企业的尴尬处境不但没有多大改善，反而在一些取大企业作样本的经济学家高举的“高投资回报率”的灯红酒绿中被不断蹂躏，这是何等的反差。鲜有中小企业有加薪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如果高垄断福利仍然不向普通民众源源不断输出的话，外资又在财政倾销中享受鱼水之欢，那么受冲击的将不仅仅是缺工企业或产业，将是整个经济大堤。

退一步来讲，公务员可以“强制”加薪，中小企业虽不宜“强制”，但置之不理肯定也不是上策。当初内地搞最低工资，张五常戏称这是“唯一没有经济学者赞同的政策”，但后来在内地施行效果还挺好，毕竟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法和香港相媲美，现在连香港政府都非常关注中小企业的薪酬增长，我们却是只听到四面来风而未见普惠之雨，去年听了发改委研究机构的加薪建议，今年听到了樊纲先生的建议，明年又将听到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