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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本为《中国商业评论》给王一江教授的约稿,王教授曾写过一篇《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不凑巧的是他最近抽不出时间。老赵让我救急,谁知我临时来浙江和上海出差;出差途中并且是半夜三更写字,仓促而粗糙,让朋友们见笑了。
文/东方愚 2007年第5期 《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拿中国的东西和美国相比较,在企业精神方面亦如是。特别在“全球化2.0”时代,对比和取长补短更有必要。不过遗憾的是,对比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上很干脆地称“美国仍将胜出”。
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或许没有人反对,不过我们有必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精神就算模仿美国精神,总是只留下东施效颦的笑谈。
“自私”力度不够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欲”。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自我支配,意味着为了个人的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机构和组织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所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就像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其自传中所言:“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肩负的使负便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暂且不论其在投资和运营管理中注重不注重现金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目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及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应后在2007年3、4月之交,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这使得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而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而政府又在娃哈哈中参股。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于是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的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省得夜长梦多。
这种作法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种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惟一目标,而是被人为地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一点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也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作到的一些使命,倒是他们自己的腰包迟迟鼓曩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所以如果要向美国精神学习的话,很简单——从企业成立伊始,给中国企业简单的自私的权利,就已足够。
“忍耐”尚欠火候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还以娃哈哈为例,与达能的战斗,虽属“窝里斗”,但事情的结局如何,还得裁判说了算;裁判是谁?是政府。6年前健力宝要卖,“主人”李经纬三蹦五蹦,就是够不着,也是出于此因。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桀,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想举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曾经的一个心理测试。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开着,一眼可见门里有一只老虎,另一扇门里漆黑一片,进去后发生什么情况是未知的。你会选择进入哪扇门?
选择第一扇门显然符合美国人追求刺激、敢于冒险的脾性。不过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了第二种情形。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的投机心理,相反,选择第二扇门意味着对不确实性有极强的忍耐力。美国企业家认为,做企业家未必一定要冒险,但一定要对不确实性有足够的容忍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才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再回到中国本土实践上来看。清朝的盛怀宣和胡雪岩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是红顶商人。相对应的“反面教材”是顾雏军,到最后的关头,选择的竟然是咆哮公堂,甚至说出一连串有关系的官员的名字,这一举动无疑是致使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最后的“失态”,其命运面临转折的可能性并非为零。
所以不少人非常赞同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论断,企业家必须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轨迹,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相博弈是步绕不过去的棋。像顾雏军事件,初一不发生,十五也会发生。那么你是选择抗争到底,还是适度忍耐,往往关系到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
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家代表性企业——与娃哈哈一样去年总营收达到170亿元人民币的横店集团。这是一家很“神秘”的企业,因横店影视城而蜚声中外,却少有人知道其实影视、文化、旅游等产业只占其总收的不到3%,相反,这家多元化企业现在控股银行、入主航空、染指军工项目,准入门槛高的军工等项目为横店所囊括,且控股比较甚至超过50%,“实力超强”的原因背后,也和其与政府关系默契甚至相得益彰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横店集团在一些核心技术和投资策略上,非常低调,甚至有意“示弱”,这种“忍耐”很值得中国企业思考。
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
弗里德曼在断言“美国仍将胜出”的论据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将会持续性优越,原因是美国人依赖规则和原则框架行事,这使得彼此相互信任。当下的中国是个利益重构的年代,信任的基础不牢固并且具有易变性,加上潜规则盛行,这使得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重重。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甚至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就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其实像王石,他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度量的。相反,更多的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话,则首当其冲则属忍耐的品质了,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当其冲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若被给予了“自私”的自由,也绝不等同于纵容原罪,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企业精神的重构,其实是社会潜规则的重构。
(2007年4月16日凌晨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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