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这是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新书《野蛮生长》的自序标题，他把民企比喻成《色，戒》中的王佳芝，近20年来民企地位跌宕起伏，但不乏“脱”的伟大、“干”的光荣的；言外之意，万通是其中之一。

     1月12日冯仑在“2008中国经营大师论坛”上继续着他的“色戒论”：不做三陪做汤唯，或者做个“夜总会的处女”。

    如果拍场地产版的《色，戒》大戏，万通演王佳芝，谁来演易先生呢？

    冯仑总结的民企与政府的最佳关系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就像王佳芝与易先生日久生情一样，企业家遇见政治家，应“择高处立”、“同心同德”，因为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冯仑多次提到模范王石，“企业和政府关系拿捏的很好；万科的首席研究员几乎天天帮政府做研究。”

    王佳芝与易先生是一对爱与恨的矛盾体。民企与政府也是。冯仑最欣慰之事与最遗憾之事都有此有关。最欣慰事是，当年离开南德，及时“炒”了政治欲无限膨胀的牟其中；最遗憾事是，2004年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因为政府审批冗繁而违约，最终被美方扫地出局，“就差了这七天啊，好可惜”，冯仑的惋惜沾满愤怒与无奈。

    正如踏入革命征途后的王佳芝不再是大学时那个疯狂的小姑娘一样，冯仑经过商业沉浮，看过牟其中的如日中天和锒铛入狱，于是成熟，与王佳芝一样学会妥协，谙习了以退为进。我的一位有朋友称冯仑之作是“妥协艺术茶座”。

    不过，既然妥协与艺术沾了边，看似灭了投机的火把，但由于迂回、阴柔，又可能萌生撒播新火种的“契机”。王佳芝的进攻只是拿自己做赌注，她的衣领里有药丸，随时准备自尽，充其量连累邝裕民等几个同学，而冯仑们执掌的是地产企业，企业上市后成为公众企业，这就意味着，当你下赌注时，可以将筹码摊薄给千千万万个邝裕民，即大众购房者和股民。

    如今地产界热闹程度不亚于娱乐圈，但当房价像脱了缰的烈马狂奔，为高房价和高股介埋单的，仍是普通民众。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谈到合伙人制度时，说了一句话“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事实上，现在的地产商向民众攻心的方式，正是“娱乐方式进入，严肃方式退出”──试举一例──冯仑在去年3月7日—22日三次买入自家股票20余万股，业界哗然，要知道正是半个月间万通股价大涨逾50%，不少股民追涨、高位接盘。

    不过冯仑安然无恙。或许多少年后你会说冯仑的这一行为是“原罪”，因为约束机制跟不上，你就不能盲目怪罪，甚至你还得“宽容”。莫非如冯仑在《野蛮生长》开篇“原罪”部分所称的，“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大智慧，宽容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代价，宽容旧政策与僵化的机制”？

    正可谓一万个观众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尽管改革开放30年，但中国的政经语境仍相对混沌，政策与体制的漏洞与瑕疵仍然不乏其数。于是又有朋友说冯仑之作是“投机启蒙鸡汤”。

    此投机当然是指冯仑所言的“守正出奇”。大的贪欲和阴谋终会暴露。其实冯仑无意间提到两个人，一个是*ST金泰连续42个涨停的缔造者黄俊钦，一个是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前者被略去了名字，但冯仑提及的一串数字颇值得玩味，后者冯仑将之与牟其中并论，称其同样将自己的事情往政治上扯，希望让领导人给其“翻案”，结果结局难控。

    对宗庆后这一“不相干”人物快意直评，看来，冯仑至少是真诚和直爽的，这一点又回归到了王佳芝的原生品质。除此之外，他还直言这些年联想被关起监狱的有12人，万通有2人；他不隐讳在陈希同案中的作为，当年陈案发后有人要逃跑，打电话向其索要30万美金，他给了，因为“有股份就应该给分红”；他更豪爽称，牟其中出来后将为他养老送终……

    余秋雨大赞冯仑新书是“近年认真读过的国内第一书”，一时被指为献媚之辞。不过余秋雨有句话很客观，就是说尽管冯仑拿商界的亲历说事，但他仍然只是“悄悄地讲了一点，大部分没有讲。”看来，对“挣钱像孙子，花钱像大爷，送钱像君子”之冯氏心经的深度剖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事实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商战的地方就有《色，戒》，易先生、王佳芝、邝裕民，一个都不会少。已故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生前常说，人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如今的地产界，政商边际依然模糊，寡头垄断特征愈加明显，明争暗斗轮番升级，野蛮生长的冯仑和他的万通王国，抡刀挥枪正酣畅，但他谢幕时背影是否将优雅，或许连冯仑自己都不敢下定论；唯一明了的是他在《野蛮生长》中反复提到的，“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的很快。”

东方愚 12月3日 东方早报特约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0/node62/userobject1ai43217.shtml

江南和两广地区在传统上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诞生过众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近三十年来，两地又领风气之先，不仅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龙头，也可谓是当下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摸索，很多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又会严重束缚企业家的创造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历来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当代的两地企业家在面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家气质，也很值得玩味。

珠三角的不少企业家擅长的是小变通，善于把握制度的变通性，在政策与制度的空隙间寻找发展的机会。那些多数习惯做“短线”、蛮赚一把就走的小企业主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以资本为王的知名企业家，也是屡屡游走于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例如昔日游走资本市场的高手，屡屡创造资本神话的顾雏军，以不到3个亿的资本撬动了138亿元的国有资产，其把玩政策变通性的本领不可谓不强。不过他最终在盲目的扩张中倒下，被公诉机关以“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甚至当庭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时。仅凭这一点，也注定了其必定落魄的宿命。类似的例子还有健力宝的张海等。

而最近广东佛山的焦点人物———“涂料大王”周伟彬被判缓刑，也为这种小变通提供了一个注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周伟彬此前常被稽查，罪名均为涉嫌逃税，最后因涉嫌逃税1500万元而陷入旋涡。在陆续缴上了税款后，11月29日周伟彬还是被判处缓刑（上图为周走出看守所）。

与珠三角企业家习惯性直来直去的脾性相比，长三角的企业主们就显得“精一些”，同样擅长资本运作，但更谙习政商语境。看看当下的红人分众传媒的老板江南春，与其说他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如说他的善于周旋与变通为其分众帝国打好了铺垫。相反，长三角“二度假归隐”的严介和，鲁莽中将苏商集团从江苏搬往上海，“胳膊腿往外撇”的他后来几乎身陷入囹圄，成为长三角变通为王的商业旋律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再比如在现在炽手可热的地产市场上，每每在广东拿地，地产公司挤破了头皮，拿地代价一浪高过一浪，今年9月11日，保利地产42亿元在广州拿下了两块地，当日，富力地产又以楼面价18729元/平方米的价格刷新广州地王纪录，11月末笔者采访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时，他讲到18729元背后“先拿下来再说”的插曲，并坦言这一价格远高于其预期。

而我们看看上海地产市场，今年国庆期间，花木地块突然花落星河湾（广州宏宇）──一年前因地产商叫价太高引起市场指责导致拍卖流产，一年后价格走低却迅速落入星河湾囊中，要知道这一年中花木地块房价涨了一倍多。看来，外地企业也开始利用长三角变通的商业氛围。

实际上，“变通”在当下的中国政商语境下，是一个偏重褒义的词汇。特别当外资汹涌而入、央企整体上市加速、国际板与创业板呼之欲出、市场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时，一个企业主不懂得变通几乎等同于坐以待毙。在产品、技术、服务之外，变通成为企业变革的引擎，史玉柱的几次转型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地产商到上海变通拿地一下，“变通”作为长三角企业家优势的特征在慢慢褪去，事实上，就算劳动力成本等一些要素，其地域的特征近两年也在弱化。一个公司完全可以同时在广东和上海扎营，扬长避短，各得其乐。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中国商业思维应当从原来的小变通向大变通的方向转型。小变通譬如项目优先、贷款优惠等，在小恩小惠的获取上“少食多餐”“碎步快跑”，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毕竟这种变通有为数不少的是行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大变通则是在小变通的基础上，从产业、商标、国际化等方面找寻到变通之道，学会大通融。

举个失败的变通案例。大家都知道卡通形象史努比，商业价值连城，然而，鲜有人知道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广东顺德马乐山老先生之手。随着史努比的更加走俏，去年的时候马乐山“变通”了一下，做了6万余个史努比模型，原因是当地相关部门建议上马一个旅游项目，然而项目没开始，史努比美国方就声称要打官司，因为马乐山“没有经过授权”，“变通计划”于是打了水漂。

我们常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或商业模式对比，比来比去会发现，有些时候一方走的弯路，另一方后来常常也要走一遍。换句话说，如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减弱，摆在面前的差异其实是阶段性的一种显现。变通是中国企业家不可或缺的精神，但如果还是在小变通的层次坐井观天，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难免会陷入疲于应付。所以只有学会大变通，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宏观的产业层次把握住企业发展的主脉，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立足之道。

东方愚
    
    A股与H股的区别不仅仅是上市地域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氛围的差异。看《色，戒》亦如此，在内地看还是在香港看，氛围大相径庭；而内地人到香港看《色，戒》，犹如内地股民炒港股，心情更复杂。

    10月初，一个哥们出差到香港，出差前就惦记着一定要去看《色，戒》，最终如愿以偿。回到广州后，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第一次在大屏幕上看三级片的感觉真爽！”我自然能理解他的心情，好奇心冲破憋闷的体制得到了短暂的释放，就像男人射精前几秒的快感，又像你第一次看到自己持有的H股有一天涨幅超过了A股的上限10%，肯定爽不可言。

    11月中旬，我在广州一地铁口看见一个迷茫的青年，他手里拿着一张《色，戒》DVD，破口大骂，“××的卖碟的，怎么没影了，本来电影就推迟上映了一个月，卖给老子时明明说是未删节版的，结果仍是删了的！”好可怜的青年。他就像一个像一个打算炒港股的内地股民，听到“港股直通车”将开通的消息后一时窃喜，后来监管层又说条件不成熟，要缓行。只好通过中介，谁知道又遇上了黑中介，你说有多惨。

    一个多月了，我的那哥们站在《色，戒》的这头，地铁口的青年站在《色，戒》的那头，一直在我脑海里游荡。自始至终，内地的媒体、观众几乎都在围绕着电影被删情色戏说事。这便是内地的氛围。

    我也不能免俗。《色，戒》看了两遍，一次在香港，一次在广州。在香港电影院看，梁朝伟和汤唯床上戏酣畅淋漓时，你回头看身后的香港观众，他们的神情告诉你，《色，戒》是一部还不错的情色片；在广州电影院看到同样的情景时，你再回头，观众的神情上写着，《色，戒》是一部蹩脚的色情片。

   “情色”与“色情”这一差异产生的根源不言自喻，但从我们个人来讲，因为床上戏而好奇，因为床上戏被删节而恼怒，这种“严肃主义”就像我们炒股时对诸如“注资”、“重组”等题材的太当回事，恰恰说明的是我们的不成熟。

    而最近，我惊闻中国政法大学一个法学博士要起诉国家广电总局及北京某电影院，称“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不由大跌眼镜，并感叹现代市民和传媒炒作技术含量的低下。 
 
    一味批评体制“不开化”、“不市场”，是幼稚表现，就像有人批评证券交易所一些富有“中国特色”规定的不合理，何用之有呢——沪深交易所何尝不想真的市场化，真是那样的话他们就能像港交所一样自己也上市，赚个盆满钵满啊！

    台湾作家龙应台日前撰文谈《色，戒》，标题就很“文化”的──《<色戒>展现了一种有深度的性爱》，她认为李安此片是对历史的抢救，同时梁朝伟与汤唯的献身“肃然起敬”，并称电影的“电影的瞬间大众魅力真的不是文学的慢火细炖可以比的”。可惜，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她站的“太高”了。在我看来，再伟大的电影到了内地，第一属性也是娱乐性的。

    《色，戒》过后，除了张爱玲旧作的繁体版有再次走俏的苗头外，香港如往常一样平静，除去。内地仍在热映，删节依然不能挡住票房的直线飙升，11月11日光棍节这天就达到了9000万，李安合不拢嘴。而前去香港看《色，戒》回来的青年男女，开始大谈影片中做爱的姿势，后传媒帮其命名为“瑜伽式”等，广州本地的一家媒体还专门做了调查，称90%的青年有意尝度影片中的性爱姿势，真是热心肠的好媒体和学以致用的好青年啊。

    与此同时，内地一些厂商开始盯上《色，戒》背后的商机，北京国贸精品店里，已展出六克拉的粉钻，汤唯在片中穿过的风衣、旗袍样式，以及用过的LV古董皮箱的样式，如今都有得售了。

     几年前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一时大红大紫，主角陈道明后来在接受杨谰采访时不以为然道，《英雄》就是一个电影，一个商业片，想从中间挖掘更高的东西或是历史启发，根本没有必要。可谓一语成谶。《色，戒》难道不也同样如此吗？

    李安当初或许没有想到，《色，戒》被电影局删减竟“因祸得福”，“被删”本身就是不用付费的宣传噱头，不但大力带动了两岸三地的GDP，还有力促进了香港自由行等，这样说来香港总督曾荫权也可能心存感激哩。

    《色，戒》在香港档期差不多要下线的时候，正好是在港上市的中石油回归A股的时候，众基金和股民一时疯狂有加。《色，戒》在内地被过度暴炒，不正因为被内地观众视为了价值不菲的“电影红筹”回归吗？

     朋友问我去香港看《色，戒》和在广州看的区别，我说，最大的区别是香港的电影票比广州便宜，至少人性化，上午40港元，中午50，下午60，晚上70；而广州需要80元，只有上午三个小时40块，还非要美其名曰“半价优惠”。

     我们对待《色，戒》的心态，就像炒股一样，千姿百态，而当所有的吹捧、刺激、谩骂、刻薄过后，一切归于平静时，你总会发现自己的幼稚，一来，所有的涨跌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游戏，二来，在一个庄股盛行的年代，想着自己捕获了真理，看透了人生，那只是自欺欺人。就像电影《遮蔽的天空》告诉我们的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所生活的场景都是一种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