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人物”的轰然倒塌往往伴随的是一套政商联营机制的寿终正寝，不能因为“社会影响坏”等原因而对一些重大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轻描淡写。相反，开放的心态是不可或缺的。

6月17日，许冠成（后易名许官成）被南京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许冠成是何许人也？昔日辉煌的“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掌门人也（在北京、南京等地设有分公司）。至此，“冠成模式”“蚂蚁神话”的始作俑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真是一则马拉松式的宣判，三年前的2005年9月1日，许冠成等人就被抓捕归案，一直到现在才一审判决。所以如今鲜有人熟悉许冠成是谁，“冠成模式”究竟为何物。简而言之，许冠成为首的3人小团伙，从2001年6月开始在全国布局，2002年开始，推行所谓的“星炬计划”，诱骗客房户签订特种药蚁销售、委托养殖、回收等系列合同，以近40%的年回报率为诱饵开始诈骗集资。据悉，2003年12月至2005年1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南京分公司骗取金额达3886万元，受害人达1471人；这些钱大都流入了许冠成等个人的信用卡里。

或因近几年大有德隆系的倒塌，小有浙江东阳富姐吴英的“本色传奇”破灭等事件，诈骗集资案层出不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更是如涌如潮。对比之下，许冠成当年的作法显然要“逊色”许多。但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时节之早，我们反而更有必要去探究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轻描淡写的姿态要不得。

许冠成当年“布阵”伊始，就大打概念牌，比如搭上“关爱‘三农’”和“扶助城市弱势群体”的道义便车，推行所谓“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等系列工程，说白了，就是打着快速致富的名号，以养蚁为借口，大行诈骗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一些行政部门、民间机构、传媒等，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形下，大夸“冠成模式”。最具讽刺味道的是，2004年，冠成北京公司曾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评为“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双优品牌”。而许冠成头上的光环也超来越浓重，一些中央级报刊曾为其大吹颂歌，称其为“中华英才”“大地之子”等。

事实上许冠成当年称其运作模式为“公司+基地+农户+政府”，即对“政府”是“冠成模式”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直言不讳。但现在，当许冠成被审判死刑时，除了他的两个死党许冠卿、马茹梅，我们没有看到其它的受审者或陪葬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如果说因为当初许冠成的“产业基地”也解决三农问题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而要对之有所眷顾的话，那么当后来不少基地被爆出只是摆设、“假基地”时，我们显然有理由怀疑许冠成当初向不少行政部门进行了不菲的利益输送。

进一步来讲，一方面，民间融资、非法及诈骗集资等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与明朗，滋生“勇走险棋”的民间融资氛围；另一方面，在政商关系混沌、“红色保单”的掩护下，许冠成们大行其道，愈发猖獗。可以说，许冠成的倒下了，更多的张冠成、李冠成可能仍潜伏在民间。

我认为许冠成被判决应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争议事件重新引发关于民间融资的大讨论。特别是如何警惕它的逆向激励作用，以及对正当的民间融资的抑制作用──在通胀不止、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的当下，显得更为必要也更有意义。听说广东佛山等地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1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还原集资众生相中的政商图谱尤其关键，尽管说杀一个许冠成也未必能起到“杀鸡骇猴”之效用，那么杀一个许冠成背后的行政帮凶，理论上的警示意义或许要深远的多。

   胡葆森和许家印是河南老乡。他们之前都打算今年到香港上市去。结果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老胡的建业地产今年6月6日顺利上市，而老许的恒大地产的上市路，已于今年3月功败垂成。

   尽管建业以招股价下限的2.75港元定价，尽管上市首日便“破发”，全天的股价都没有站到发行价以上喘口气，但胡葆森依然是开心的，用建业的唯一承销商大摩的一位代表的话来说，“建业上市本身已是难得的成功”，怪不得潘石屹说，这是“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折性事件”。

内地多少房企都想上市，但就现在的时机来讲，都变得谨小慎微，比如龙湖地产与宝龙地产，都已通过香港证交所上市聆讯，但现在同样对融资的前景比较担忧。仍拿建业来讲，建业地产总部在郑州，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内，对于中原地区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能想到路演时的情形，首先你得介绍河南省的情形吧，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内地情形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都会影响到将来的定价。可以注意到建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用了至少三个策略，一是找大的国际投行来帮忙，据悉五大名牌律师行以及毕马威等机构也都前来助阵，地产巨头如王石、李思廉、潘石屹、冯仑等自然也来捧场，二是投资者中有国际知名的企业如新加坡凯德置地等，三是降价促销。

所以“硬币的两面”，事实上恰恰因为建业身处内地，这一特质对一些敏感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正是机会。胡葆森的一句推介语很重要，“以郑州为中心，以河南最远的城市为边界，约3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里有1.2亿人口。”何况这个圆的半径和里面的人口都有不断递增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现在处在风声鹤唳的地产紧缩期，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这个过程要比一些媒体上的夸张其辞要慢一些，但大势如此，当然杭州是个相对比较“另类”的城市，房价一直坚挺；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却是稳中有升，甚至有大幅攀升的苗头和个案。

同样，拿郑州来讲，来自郑州房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房价一直在4000元/平上平浮动，但5月底开始这一均价出现上升趋势，达到4200元/平之上。比数据更应该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态度。如今郑州市政府的规划是每年提供70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这对地产商来说显然是个利好。实际上，两年前一份“中国城市质量生活质量排行榜”，将郑州列为“不能承受房价”后，相关部门表示反对并召开发布会称“郑州房价趋于合理”，认为郑州房价与周边其它省会城市如济南、太原、武汉相比。当时这一行动背后的信号值得关注。

列举这些数据与事件的原因，并非为胡葆森“不幸中的万幸”叫好。而应从两方面客观分析。从商业角度看，胡葆森宁让融资额大幅缩水，要也完成上市本身，这种“次优”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恒大地产上市夭折，一方面与这两年买地速度太过夸张，资金链吃不消有关，另一方面，与其立足的城市大都为一二线城市有直接关系。市场在变，阵营却无法转移，许家印吃亏自然首当其冲。

而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现在应谨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的突然回升甚至迅速上涨。最近一个事件，浙江小城丽水人均年收入不过1.5万元，然而去年那里的房价最高炒作到1万元一平方米，让人瞠目结舌。“丽水现象”尤其值得内地监管部门引起相关重视。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曾盛极一时的广东企业今年都超过或接近20岁。1984年李经纬的天才创意使健力宝搭上洛杉矶奥运会而一夜成名，1988年怀汉新赶上保健产业化的滚滚大潮而一发不可收拾。20多年内中国企业界演绎了无数“从无到有再到无”的企业童话。而健力宝与太阳神在20年间虽屡遭劫难，却保全了性命，这在广东企业史上实属不易──根据香港贸发局统计，仅2007年一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一万家。

      讴歌“活下来”并无必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家企业意欲东山再起的路径选择和效果评价。碰巧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不约而同想借2008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前者于去年底推出“健力宝1984”等新品，想通过与24年前的奥运情愫共震来唤起市场的兴奋，后者也将于今年奥运会开幕当日大搞集团成立20周年及直销事业部周年纪念活动。

      谋略看起来挺美，但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拿健力宝重打奥运牌来讲，现在的消费者有多少人真正关心24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80后”那时还没出生或只是襁褓婴儿呢。而对于健力宝对“美好回忆”的情感诉求，显得甚为牵强，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找尴尬──从李经纬到张海到祝维沙，再到李志达、佛山三水区政府，直到现在的叶红汉，在健力宝掌门人走马灯式更换之冰山一角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权力、资本纠结与纷争下健力宝走向千疮百孔的轨迹，然而现在却要将消费者的回忆定格在24年前健力宝的辉煌与腾飞，实属一厢情愿。

      三水区某大型超市的售货员称健力宝新品销量“很一般”，健力宝某经销商向笔者大倒苦水称“不好搞”；而笔者日前从健力宝内部人士获悉，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看来，时过境迁心亦变，历史不可能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给健力宝千分宠爱万般眷顾。

      再来看太阳神。“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这一经典广告语曾被广为传诵。太阳神创立后5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13亿元，市场占用率一度高达63%；1995年又成为第一家在香港挂牌上市的内地保健品企业（上市当日大跌22%而“破发”）。一年后太阳神开始走下坡路，很快江河日下，2000年太阳神亏损达1.17亿元，上市公司控股权也于2002年初出让（50.91%的股份卖了不足3000万港元；现名为曼盛生物科技，00512.HK）。前些天，同行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广州看到太阳神矿泉水的巨幅公交车车身广告时随即问我：太阳神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

      “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疑问如今不少太阳神“老客户”也未必能回答上来。不少人也一度以为，上世纪90年代太阳神鼎盛时期涉足的保健品、化妆品、食品、房地产、贸易、医药、旅游投资领域的业务，在世纪末太阳神资金链紧张的时候不少已撤出或收缩，甚至偃旗息鼓了。

      事实上，上述大部分行业太阳神仍在染指，除饮用水外，如今太阳神在广州有电脑城，在增城有制药厂，在肇庆有度假村，在云南与新疆有旅游星级酒店，等等。而于去年2月拿到直销牌照的太阳神，现在更是在全国遍地招兵买马。以至于一位从安利跳槽到太阳神的直销经理，最近云里来雾里去地向笔者大赞太阳神直销模式之强。

      而当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时，太阳神牌猴头菇胃肠保健口服液等保健品正悄悄登上广东省食品药监局通报的“2008年第一期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公告”，原因是使用过期广告批文、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夸大保健食品功效之“三宗罪”。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有着浓浓再度雄起愿景的企业之软肋可见一斑。健力宝现在重打奥运牌，只能算作是一种短期促销策略，而非基于企业重生的战略考虑。换个角度看，造成这一窘境或许并不全是现今的健力宝高层缺乏实现“逆转胜”的智慧与魄力，而与健力宝被统一集团接管后两者磨后并不顺畅，以及当年身陷健力宝出让风波中的三水区政府（时任三水区区长的宋德平现为区委书记）仍心有余悸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遭遇行政蹂躏与资本践踏双重阵痛的健力宝想短时间内再立桥头，谈何容易。

      太阳神在这一层面要比健力宝幸运的多，行政触角从一开始并没有伸将过来，所以尽管遭遇1996年保健品市场整体塌崩，也不过是此前过度扩张应该付出的代价。而20年间太阳神掌门人从未更换，一直都是怀汉新，这也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如今的怀汉新不改嗅觉之灵敏，直销之外，又如他在资本市场上参股并“一增一减”粤传媒（002181.SZ）之资本运作的漂亮，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改掉的是之前蛮劲十足的脾性，如今继续多元化的太阳神仍没找到明确的主业方向，直销业务的迅速扩张过程又开始弥漫起过去那股激进的气息。

      正略钧策的老板赵民先生3年前在一篇关于中美企业家20年历史差异对比的文章中称，中国目前的企业仍是建立在对资源和产业的开发和成长上，而美国企业已经是建立在对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开发和成长上了。诚如斯言。健力宝与太阳神由兴而衰，吃的就是这个亏。十多年后试图东山再起，却依然逃不出这一宿命。

      对企业过往事件扭扭捏捏与避重就轻，这种非开放心态有可能令如今的努力突围大打折扣；当然这不尽是企业或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有必要提及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并非个案，解构改革开放30年来大大难而不死、劫后欲重生的企业自救路径，展现的是一幅政商关系艰难变迁、企业家精神拘谨蜕变的立体画卷。

    仍在服刑的黄宏生最近成为坊间的焦点人物。原因其夫人林卫平“抄底”创维数码（00751.HK）。据报道，今年2月4日至4月15日，林卫平9次出手，以平均每股约0.745港元买入共382.6万股，涉及资金285万港元。问题在于，一是林卫平乃创维的执行董事，二是4月22日起，创维股价即展开一波强劲的反弹行情，至5月16日的17个交易日内大涨近50%。

创维股价飙升或与公司回购股票有关。从2008年4月29日到5月27日，创维数码先后9次共花费878.74万港元回购了1039.4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作价从0.72港元 到0.88港元不等。创维回购股票后将予以注销，以提升现存股份的价值。***创维报收0.84港元。日本大和研究所分析师称，创维股价仍被低估。创维内部相关负责人也称，创维2007年报会“更好看”，也将刺激股价提升。

林卫平的行为引起了市场的质疑。作为公司的董事，屡购自家股票，且大批购进恰好在公司回购之前、大幅拉升之前，这种时机上的破契合让中小投资者很受伤。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创维将“屎盆子”扣到了黄宏生的头上──创维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梁子正称，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目前黄宏生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已不是董事，所以购买股票前无须通知公司；同时申明，公司回购与黄宏生提前增持并无关联。

庆幸的是，林卫平所持有的股票到现在仍未抛售，账面获得也相对“微薄”，这可能是令中小投资者稍稍松了口气。但这是两码事，梁子正的辩解也明显有失偏颇。创维是于去年9月底公布了每股净资产逾1.4港元之亮丽业绩后决定启动回购计划的，而这一计划需要董事会通过，林卫平又是董事之一，这种提前知道消息而“埋下种子”的行为，仅仅用“受托”二字就可以轻轻带过？

林卫平事件让人想起王江穗──王石的妻子。去年7月6日，王江穗以均价19.38元购进4.69万股万科股票，涉及资金超过90万；4天后深交所将此事公告却未引起关注，也就是从这时起，万科利好不断，包括与亚洲巨头房企业合作、审议增发事宜、上半年业绩大增等。这些利好刺激下，万科股价大升。事件被伟媒引爆后，万科在后来的公告中称，股票是在王石与王江穗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后者的代理人买入的。如果按7月23日收盘价计算，王江穗获利超过32万元，此收益被公司“收缴”。

两起事件对比颇有意思。妻子们在“抄底”时，一人当时在监狱，一个当时在登山。非常注重自身及公司形象的王石断不会因为区区30万而去冒险。所以可推测万科公告基本属实，乃王江穗代表人“误买”。什么叫“误买”呢？比如说如果万科公司内部有个团队在搞私募，就专注于做万科的波段，其中开的一堆账户，王江穗的也在其中，那么“误买”不难理解。就算不是“误买”，王石也不会加以纵容。

同样，如果林卫平为了获利，在大涨近50%时的高位为何没有选择抛出？可以推测，林卫平之举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虑。由于大股东黄宏生出狱时间会比预期的要提早一些，而创维股价继续上行并无悬念，林卫平的行为，以及首席财务官无为的辩解，都在维护黄宏生的“未来收益”。要知道黄宏生当年挥别创维，第一时间内受托主持工作的不是妻子林卫平而是张学斌。2006年的中秋节，黄宏生在给创维董事会扩大会议的信中写道：“……活在一个充满斗志的创维生命中，我怎么会孤独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卫平的行为违规了，或是说钻了相关法规的空子。林江穗当时把股票卖出后上缴公司，王石再道个歉，就走向风平浪静了，但“误买”背后的故事很少人能得知。如今林卫平以及创维其他高层的说辞，可以嗅出创维在资本市场的凌厉远没有结束，普通投资者同样是雾里看花，难道因为林的账面盈利甚微就可听之任之？香港相关部门显然在这件事上的作法也存在应商榷之处。

    2001年11月，刘姝威在《金融内参》上寥寥几百字的短文成为蓝田神话破灭的导火索，也成为刘姝威登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奠基石。某财经媒体此后称，“在更多人选择沉默或另外的做法时，刘姝威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看护了自己的良知，守望了社会的正义。就改革的意义而言，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谈也许远远比不上这样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来得更为直接和深远”。

    然而，在那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后，刘姝威的凌厉峰回路转，如今她似乎被淹没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堆儿里，以至于现在媒体一则“阳光计划”的报道，仍会扯一扯七年前她的豪迈旧事。

    或许是七年前直陈财务造假的难能可贵，或许是内参这一渠道的特殊性，今天的财务专家夏草先生尽管更为骁勇，其质疑的多家上市公司或已退市或被调查，更多的做出回应或反击，然而，他获得的掌声几乎尽数来自媒体读者，或是草根投资者。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尴尬吗？

    当资本与权贵揉捏在一起，夏草的对手便是整个体制，在偌大的对手面前，一个草根财务专家的力量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同样也是在七年前，夏草质疑某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掏空公司资产嫌疑，恰遇该公司一位被辞的出纳报料，得以拿到在大量原始凭证，然而不久此出改口称凭证属伪造，随后神秘失踪。

    据夏草称，其与对手之间最艰难的一场拉锯战发生在2007年，夏草接连发文质疑某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然而，在此期间，这一上市公司频频出镜，三月内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三次，集团总裁被央视称为某产业的领袖级人物。

    夏草不接受“财务界王海”这一打假专业户式的称谓，他也甚为反感有人称其为资本市场的“芙蓉姐姐”。在我看来，证券界的夏草，犹如艺术界的陈丹青，饱受体制掣肘。陈丹青炮轰中国的博士招生制度，而拥有博士学历的夏草也为发表近百万字的论著却仍是一位讲师而郁闷。所谓此消彼长，与在体制内的拘谨相伴随的，往往是专业能力与优势向体制外蔓延、溢出，所以陈丹青出走清华不影响及他的美誉度，夏草也深受普通投资者尊重。

    但他们依然是孤独的“角斗士”。特别对于夏草，如若年轻气盛的他凶猛依旧，如若得不到体制内的肯定与支持与保护，其人身安全都让人捏一把汗。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姝威走的路线──偶露锋芒、塔内（体制之塔）生长──似乎显得很“现实”？似是而非。

    通过对个案的质疑推进制度的改进，这曾是刘姝威们和夏草们的共同愿景。现在时过境迁，只有后者在继续战斗。我们无法苛求刘姝威们像七年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凌厉，但我们有理由呼吁有关部门对夏草们的野蛮生长表示关注与支持。拿最近的案例来讲，其对鱼跃医疗上市的质疑引发了坊间关于民企上市“假补税”现象的关注，其质疑过的中捷股份于5月26日召开致歉说明会开上市公司之创举。

    美国安然事件后，国会通过的《萨班斯法》使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财务欺诈代价陡然变大，明知故犯者则被处以最高达500万美元的罚金和最长达20年的监禁。反观中国内地，欺诈案“前腐后继”，对大多数违规公司的惩处却如隔靴搔痒拔萃。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退一万步来讲，特定的政商语境下，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暂不可行，但一个有理有据的质疑氛围却是不可或缺的。

    听上海的朋友说现在证监会和财政部等监管层支持夏草，这是个好消息。当谈到夏草质疑的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事宜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一直在进行分析。”不过，我们希冀监管部门的分析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更希望届时公布的结果能经得起考验。

    链接：夏草频批上市公司造假

    ST贤成（600381.SH）在ST族群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先是走马观花式的换行业、换方向,结果迷了路、吃了亏。好在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不过,战略方向定下来了,旧的机制也跟着破除了吗?

　　最近两年“资产置换”成为ST贤成的一个高频词汇,从纺织业转到房地产,又从房地产转战煤矿业,期间官司不断。暂不论外生性的交易费用有多高,短时间内频繁转型引起的内耗不容小觑。一直到今年3月25日公司名称由“贤成实业”易名为“贤成矿业”,贤成的主攻方向才真正趋于明朗。5月20日,股票“去星”,这也不难理解在6天后的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贤成高层在提及公司未来主方向“煤炭及煤化工”时不无激动。

　　一位媒体朋友对ST贤成甚为关注,问其原因,答道:“贤成高层讨论战略转型好多次,就在2007年年度股东会前一天又做商议,看来是动了真格,而非像一些习惯打游击的ST公司一样走走过场。”

　　怎么看待这位朋友的回答?在我看来,战略转型是挽救ST贤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必须提及的是,ST贤成的内部治理是不是也同步、动真格地做了转型?

　　ST贤成在去年的自查报告中曾自我反省,称董事会成员结构、公司治理等都应重新思量,但其后的举措疑似隔靴搔痒。拿5月26日的股东会来讲,ST贤成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变成了九名。这一事件背后,是出于对必须平衡转型后新参股公司高管位置的考虑,比如这次新增的董事当中,其中一位便是去年7月参股的龙腾水泥的高管。

　　这种公司行为自然不难理解,也再正常不过。但问题是,“雪球”越滚越大,会不会反而掣肘公司决策与运作?粤电力董事有18位,但贤成不是粤电力。关键是贤成所谓的转型并未完全收官,如果不断在董事会中平衡“新生力量”,而对旧成分不加以重新洗牌的话,负担会不会越来越重?

　　翻看ST贤成的材料,截至今年4月25日,其控股与参股的子公司达到了9家,涉足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房地产、咨询、水泥、煤矿等。除了被确定了战略板块的华阳煤业和森林矿业数据不尽明朗外,其它7家公司中3家去年全年亏损,盈利的4家中,3家净利润都在600万元以下,盈利最多的恰恰是老业务———纺织业；白唇鹿去年净利超过3000万元。这实在是一组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字。

　　可以说,“习惯做加法”成为不少ST公司的宿命。这导致超负荷的运转有可能冲抵了转型的努力。

　　而在资本市场上的ST贤成也被不少投资者称之为“妖股”。其实暴涨暴跌并不为奇,问题是一些连环动作引人猜疑。比如今年4月24日*ST贤成控股股东西宁国新公司将超过2300万股限售流通股低价转让给朱蕾蕾,不足一月后的5月22日,国新公司持有的剩下7000多万股限售股因诉讼而被冻结。朱蕾蕾是广州鸿泽实业的高管,而5月26日股东会上ST贤成新增董事之一的李广建,恰是鸿泽实业的董事长,ST贤成大股东减持为“推进公司战略转型”的说法固然可以理解,但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不是也应该加以重视呢?

万科在地震后的捐款数目竟然“一石引起千层浪”，这多少令掌门人王石始料未及。5月20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宣布以“纯公益性质”参与灾后重建，批准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累计净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重建事宜。与此同时，王石通过网媒表示“反思”和“道歉”。他为自己的“十元论”画上了句号。

奇怪的是，王石此举并没有引来多少喝彩。相反，批评声依然高涨。在几个网络社区中，关于“你接受王石的道歉吗”的投票中，“不接受”的票数遥遥领先。更有一些网友将万科捐款由200万元提高至1亿元（3至5年内累计），视为王石的“赎罪”之举，诸如此类。

最近几日与万科同时陷入不爽的还有麦当劳。地震后外企捐款数量之少引起民众反感，“国际铁公鸡”一时剑指众国际巨头企业。麦当劳或在压力之下，在之前捐出150万元款项和价值50万元的食品后，追加1000万元捐款。然未曾预料的是，在19日起的地震“默哀日”，麦当劳在南京某报里夹的彩页广告引起“民愤”，从而产生冲突，一家麦当劳一度中断营业。

万科与麦当劳比那些财大气粗却分毫未捐的企业以及捐了区区几文钱就大肆宣传的企业不知要强多少倍，与那些捐巨款的垄断国企相比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企业的捐款纯粹只是“左手到右手”的对倒游戏罢了，有“父爱主义”在，慷慨又何妨。然而，枪打出头鸟。在这一亘古未变的“真理”面前。万科与麦当劳却不约而同的摔了一跤。

以“伤害民众感情”定罪，这对商业企业来讲，始终是边界模糊的一种难以承受之重。除非在原生性的宗教或伦理方面刺伤民众感情，否则譬如何种方式做慈善、捐款多少为宜等，在没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评定、审查与沟通机制面前，容易产生偏执的看法，扯皮成本加大，整个慈善氛围的纯度也就打了折扣。

万科在宣布参与灾后重建后，质疑声马上就来了：万科是否会越过招标的屏障，强者先得？万科给出的答案是：不管灾区重建的土地以何种形式出让，万科都不会拥有产权，包括住宅区开发。然而此语一出，质疑再起：万科此举仍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云云──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质疑和猜忌面前，王石沮丧可想而知。如果这是他“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有没有考虑过对其他的企业与企业家产生的“负示范效应”──对步履维艰的慈善产生一种恐惧感？

慈善营销与公益营销欧美企业界很常见，甚至有的企业的推广也存在商榷之处，比如微软称把MSN广告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聊天用户选择的慈善机构。显然，“一部分”甚为含混。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之前千万网友在MSN上“红星照耀中国”表达爱国热情。对照今日万科与麦当劳之郁闷，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对自己的慈善理念有个再反思、纠偏？

    健力宝当年落败的原因是民资与国资碰撞，犹如鸡蛋碰石头，李经纬对天长叹，却无能为力。行政触角伸的太长，使健力宝集团屡起旋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拖累健力宝到极度疲惫。而娃哈哈是宗庆后与外资的战斗，昔日一棋走错，今与达能对弈，虽以民族旗号呼天抢地，想换来行政部门的关注与解救，然却难以偿愿。
    可以说，健力宝与娃哈哈的轨迹是两个极端。2001年7月，当时的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的转制会议上，90%的与会者主张卖掉健力宝，但不能卖给李经纬。此举令李经纬万难接受。而娃哈哈的情况则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百富勤将所持有的娃哈哈股权出售，娃哈哈与达能享有优先收购权，然娃哈哈有所懈怠，为达能买走，这使其所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达51%的控股地位。
    如果李经纬与宗庆后的主客观条件对调一下，即赋于宗庆后当年李经纬式的主动，接手百富勤所持合资公司股权；而赋于三水政府今日浙江省政府和我国商务部式对市场行为不加干预，李经纬昔日定拿下健力宝。皆大欢喜。
    但历史往往给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以不同形式的黑色幽默，李经纬与宗庆后站在中国式企业之桥的两头，各自神伤。相比之下，宗庆后更幸运一些。尽管与达能之争打了无数个会合仍不分胜负，其引来行政援助的初衷仍未实现，但客观来讲，他内心的更多的是遗憾而非被算计后的伤楚，更何况达能现在已有所让步。李与宗各自困境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上的不平衡。作为创始人的李经纬被挤在了收购健力宝的大门外，自然没有料到。而宗庆后也在3年前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100%的国企业血统时称，“当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投”。
    产权纷争是体制积弊的产物。10年前中央政府提出“国退民进”的战略，国有资本被要求从饮料等完全竞争领域全部撤出。大凡政策嬗变必引起利益纷争，所以之后相伴随的是不少企业家形形色色的命运。李经纬被无情挤兑，乐百氏的何伯权售尽股权而退出，伊利的郑俊怀最终身陷牢笼。
    2004年5月，利乐公司请饮料业企业坐邮轮出游，同行的有郑俊怀，及光明乳业的王佳芬，郑对王称，“伊利也许不久也能把产权搞清楚了。”未曾料到一个月后，郑俊怀被曝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一年后他因挪用公款罪而被判刑6年。
    今年年初，新上任的***俞正声曾提问，“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 财经作家吴晓波称，“其实，答案或许就在王佳芬式的遭遇中。在一个国有资本十分强大的体制内，市场型的企业家左冲右突，无论有怎样的经略才干，其命运大抵如是。”
    庆幸的是，市场经济转轨正深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再加速。政商关系走向着一个良性和持久的方向迈进。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对于一些过往事件，各行为主体现在以一个开放积极的姿态面对，与此同时，更应将目光瞄准未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商业环境，更关乎万民福祉。

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老家，途中，他在写给夫人张兆和（“二哥”沈从文口中的“三三”）的一封信中说，“其实中国目前有什么作品值得一读？作家从上海培养，实在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努力…从任何书本中学习，也许还不如你从旅行生活中那么看一次，所得的益处还多得多！”

沈从文当年或许没有料到，六七十年后，无论是他上述他对旅行之益处的感慨，抑或是写给夫人的数十封情意绵绵的信，还是《边城》等作品，都被其故乡──湖南凤凰县在对外宣传上运用到了极致。就连在凤凰城沈从文故居外盗版书摊上，琳琅满目各种版本的沈从文作品的不少书封，不约而同写道“从沈从文书中能读到，从黄永玉画里能看到、从宋祖英歌里能听到，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

既如此，何不去看看。“五一”几天假期，笔者去了一趟这一“最美丽的小城”。感受如何呢？第一印象是，凤凰人纯朴。无论是游玩还是住客栈，或是到苗寨跟当地的百姓接触、聊天，都能体会到他们的善良，并没有遇到像有的景区里那种对游客“死拉硬扯”的推销情形。只是，凤凰城八个景点捆绑售票的作法显得比较霸道。

引起我关注的是，沱江水的脏。在凤凰呆的几天，我就住在沱江边吊脚楼上，每每望去，水的颜色是绿的，然而那绿中，掺和着混浊。这尽管不难理解：大凡被开发成商业景点，生态环境或多或少受到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在晚上。

每到晚上，从很远的地方向沱江望去，都能看到江中的一片片“红晕”。此为何物？“许愿灯”也。何为许愿灯？就是将若干支甚至数十支小蜡烛点燃，放在用心形或是花篮状折成的“小舟”中，让它带着有情的人美好夙愿，随风而去。怎么样，听起来浪漫吧？

许愿祁福是好事，买灯的人自然不少，而且不少青年男女们，攀比谁的许愿灯更大更好看。由此我们看到，卖许愿灯的地摊，或是推销的少年们，劲头很足。这个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每天批量放到江水如此多的未蜡烛，多数不能燃尽，对沱江造成的污染怎么没人在意呢？要知道，蜡烛可能导致铅中毒，危及人的神经系统、心脏和呼吸系统！

5月2日晚，凤凰小雨，然而沱江边“许愿者”依然多不胜数。借一个小男孩儿向我推销许愿灯的时候，我问他，“小兄弟，你知道往江里面放蜡烛，会让水变黑变坏吗？”接下来，小男孩儿的回答，让我半天没回过神来，他说：“哥哥，我们在这里卖许愿灯，每个月都向城管交了钱的，再说第二天就有人打捞呢。”我接下来问了其它几位卖灯者，回答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沱江边众卖灯者有多高的环保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其实是“无辜”者。同时，笔者之所以对此事加上盘问的初衷，完全是出于好奇而非要表现自己多崇高的环保意识。然而小男孩儿给出的答案却让我陷入了深思。难道这就是凤凰县的一项“循环经济”？

我查阅到，去年11月初，水利部召开《湖南省凤凰县沱江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规划》评审会，规划通过后，凤凰县沱江流域成为我部第八个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试点单位。半年过去了，从许愿灯这一细节，我们似乎看不到凤凰县及湖南有关部门，和景点经营单位有丝毫的水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试问，一“灯”不扫，何以扫整个沱江？

74年前，沈从文笔下的沱江水在多美，我们无法想象，只能从他当年的信中去嗅，“橹歌太好了，我的人，为什么你不同我在一个船上呢？”74年后的今天，坐在沱水上的小舟上，橹歌并酒吧里吵闹的音乐代替，但随着沱江水被人为地污染再污染，心境也变了，一切的一切，均在急功近利中变的丑陋，只有渔利者打着名家的旗号，继续着他们的“循环经济”。

    王佳芬最近又“热”起来了。这源于她的传记《新鲜15年：我和光明》的问世。从光明完全抽身而出了，这给了王佳芬评说当年事的心境。我读了这本书，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王佳芬也打感情牌，但她显得很优雅，同时也比同行的宗庆后要从容得多。

    我指的是王佳芬回忆光明与达能的竞合过程中一些人与事的姿态。她称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为“一条黏虫”。王佳芬在书中称，秦鹏“受命于危难”而出现，却不能当即挽回达能的颓势。达能的鲜奶和酸奶都遭遇连年巨亏，只能另谋出路寄希望于光明的现有优势。秦鹏力主将光明与达能 “合起来经营”，并希望达能获取经营权。只可惜在个性强硬的王佳芬那里这一招却总是行不通。但秦鹏并不气馁，运用各种方式游说王佳芬，结果联姻成行。

    最近有媒体把王佳芬对秦鹏“一条黏虫”的称谓拿出来做文章。这不过是新闻炒作罢了。不过，王佳芬对秦鹏，和宗庆后秦鹏的态度对比一下，很有意思。尽管王佳芬对秦鹏的攻略有时也萌生烦意，但从经理人的角度来讲，她却对秦鹏甚为佩服。她在书中说，“在我交往的人中，秦鹏可以算是最坚持不懈的经理人。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

    而日前当宗庆后“3亿元偷税门”事件被爆出后，宗庆后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称是秦鹏在背后搞鬼。

    直观地拿王宗二人与秦鹏的交涉作对比，显然不太恰当。细想一下，王佳芬与宗庆后的机缘差距实在太大。当初娃哈哈与达能成立合资公司，1997年金融风暴后娃哈哈错失回购百富勤所持股分的良机，使得达能所占合资公司股份超过了50%、从而取得了控股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宗庆后打出不同的牌，特别是感情牌时意气奋发，但一旦提到11年前这件事时就郁闷不已，从根子上理亏，感情牌只能延缓灾难而不能消除它。

     而王佳芬呢？1995年与达能按照之前的约定以5：5的比例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然而没料到达能自作聪明地将新鲜奶设备换成了常温奶设备，结果产品卖不动。王佳芬主动放弃50%的投资权，而仅以土地和厂房作价，成为持股18%的小股东。也就是说，与宗应后不同的是，王佳芬在与达能的合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越被动就越主动”，而宗庆后却是“越主动反而越被动”。

    事实上，王佳芬的坚持，更表现在当光明遭遇一些潜规则时，仍能据理力争。换句话说，潜规则或是“敌人”，但要学会利用它，这叫另一种方式的“随遇而安”。比如她提到在秦鹏当初搞“后台进攻”，曾写信给市长韩正，游说上海国资委等。这种轰炸式的进攻还真奏效，一向态度坚持的王佳芬妥协，当然伴随的是她提出的一些条件。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在与外资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是绕不开的。

这一规则结果被宗庆后演绎的淋漓尽致。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有企业家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最近娃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然而宗庆后也没有秦鹏幸运，在“达娃之争”中，尽管政府部门“偶尔”有过表态，却并没有过多干涉。所以扯皮成本越来越高。但这一问题最后的彻底解决肯定仍是行政部门的调解。

    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企业家的优雅与从容，与政经局势是密不可分的。时过境迁，即使有些举措你回过头来看“很傻很天真”，但你必须那样做，因为那是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