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在美国，有人把形形色色的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

然而在香港，有一名明星人物，不但同时跨在了红、黑、黄三道，而且都曾在或正在每一条道上做到了卓越，他便是香港利丰集团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曾任香港贸发局主席和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的冯国经博士。

对冯国经“三栖之道”的剖析，不但可以让我们鸟瞰香港政、商、学界过往的历史缩影，更对内地政经体制深入转轨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坦途官道中的香港“管家”

2005年3月，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为署理行政长官，冯国经在一次午宴中表示，与曾认识多年，甚是赞赏其视野与魄力，然后转称佩服董建华“做事没有私心”，过去七年勤勉施政。

如果就这一片段去捕捉冯国经的秉性，直观捕捉到的可能是对为官之道的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这话不假，不过也只说对了一半。冯国经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不假，但无论他曾任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还是贸发局主席，他其实更像是一位乐此不疲的“管家”，在既定的政治轨迹中，多做事，多做一些“实事”。

譬如，机场管理局的角色是监管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冯国经热衷于极推进机场管理局的上市，而作为被曾荫权定位为香港未来的一个“关键推进器”的香港贸发局的掌门人，冯国经更是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为香港中小企业的全球化筑路添瓦。

他在政治生涯上的选择抑或源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而他在推进香港发展道路上的思路与建议，同样源于他对香港自身优劣势的熟悉。冯国经谈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时，直言香港产品的高价并无值得指责之处，要比的不是价钱，而是服务、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是企业对企业的服务”。

所谓企业对企业的服务，言外之意，贸发局的作用即为为企业做“嫁衣”。这种理念为冯国经自始至终所秉承。相比之下，内地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虽然也曾在做着类似的努力，然而许多时候总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扭曲，嫁接变成了走秀，服务变成了炫耀政绩，企业不但没有在市场中找到所需，反而成为寻租者的自动揩油机。

事实上，贸发局之所以被公认为香港发展的“关键推进器”，与贸发局本身的治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香港贸发局的最高决策层是理事会，然而20位左右的理事会成员中，大都为一些商业领袖与资深金融家，政府官员仅两名，并且不可以决定贸发局的日常决策。除此之外，贸发局必须时刻受公众与立法会的监督，比如其每年的年度报告，必须经立法会公开听证后方能通过。

内部机理大相迥异，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的差异或许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冯国经昔日担任的是内地的外经贸部门的要员，他的政治生命轨迹会是怎样，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如果现今内地的经贸、商务部门与官员能积极借鉴香港贸发局及冯国经的作法的话，一定能比香港做的更好、更为全球所瞩目。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会有多远呢？

称竞争对手为小公司的“离奇商贾”

2006年《蒙代尔》杂志“中国十大兄弟富豪榜”上，来自中国香港的三对兄弟囊括前三甲，执掌香港最大贸易集团——利丰集团的冯国经、冯国纶兄弟以330亿位居第二。利丰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同时，冯国经还担任中银香港控股、电讯盈科、新鸿基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2005年10月，冯国经又接受内地国资委的聘书，出任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之一。

正如冯国经所言，在战略决策上，许多东西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领导香港机场管理局和香港贸发局的经验，同样可以运用到执掌利丰集团的过程中。按一般思路来讲，如此庞大的企业，其供货商、经销商一定也具有某种“先天性”的竞争优势，所谓强强联合，强者愈强，利丰在香港商贸界的“垄断地位”是不是无可比拟呢？

冯国经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大多数的意料，他认为利丰的竞争对手是那些“创业不久、有创新精神的小公司”，因为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木桶容量大小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冯国经在掌舵利丰过程中，贯彻的正是这种原则。一些细节性、关键性的元素，恰恰可能是对企业命运影响和制约最大的元素。

利丰从原先赚取佣金的一般贸易商，转变为价值整合大亨，他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之“世界是平的”理念的践行者。2006年11月，冯国经在复旦大学做了“在扁平世界中竞争” 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利丰价值链管理的经验。细节、整合，是其提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

这使我突然记起前几日到现场听取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陈国青教授的一个案例——广东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前几年花2000万上马ERP项目，两年后陈到企业去交流，问其项目收益，该企业老总直言“ERP根本没啥用！·随即又诡异地称，“但后来在市场推广中把ERP作了一卖点，收益倒是远超过了2000万！”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黑色幽默，但却是内地不少巨头企业的本真写真。成天吆喝的价值链管理可能只是一句空口号，或是用以炫耀、忽悠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明星企业契约意识淡薄，霸权思维依然浓重，重名誉轻运营、重寻租轻市场，虽然博得掌声雷动，但其可持续性却乏善可陈。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学院情怀与惜才意识

冯国经还曾担任（或正在担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等职，或许正如其所言，冯国经自身的经历就是“世界是扁平的”的微观写照，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但他后来在香港担任贸发局主席等职时，仍常到高校与学子交流。

这种交流绝非现代电影中的“友情客串”，亦非像内地一些专家学者到高校的跑穴与走秀，冯国经常在不同场合声称，“人才是香港成败的关键”。他曾在香港总商会演讲时，提高香港要保持竞争力亟需提升的“四大流量”，即货物、资金、资讯和人才。这正是他常“偷闲”到院校中与青年学子共切磋的原生推动力，也是他常与港府政要们商榷引进全球人才，特别是内地人才的考虑所在。

“冯氏财富”的原始启示

香港回归十周年，举国正欢庆。特别今年6月6日，《纽约时报》刊文称“英国统治香港的遗迹将要消失,而无人对此感到悲哀”时，国人振奋，同时当《时代》周刊（亚洲版）今年6月细述香港回归后的盛状时，国内一些媒体再次将“矛头”指向1995年曾12年前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的美国权威杂志《财富》，并称“《时代》”用整整25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与报道抑或能博得国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自豪感呢？自恋包裹着自大。

真正的欢庆，应该是细致入微的务实而为，而非汹涌澎湃的情感用事。而回顾冯国经在香港舞台上的身影，无论为官、为商还是为学，自始至终一条或明或暗的准则便是“用行动说话”与“从细节着手”。十来来香港风云变幻却仍旧魁伟，与视政府要职为小管家，定位竞争对手为小公司一类的“冯氏人物”的存在不无干系，其余民族感情等等，只是被戴了高帽的灰姑娘而已，拿来大肆宣扬，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香港会发展的更好、更快，这简直是一条铁律，而内地能否从冯氏财富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否从香港经验中分得一杯羹，并谦虚地消化、实践，却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历史的轮子不会为你的务虚而停滞下来给你弥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