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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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成品油说，我的价格一涨，你们就乱跳——3月26日我国成品油提价的市场效应已凸现，各地出租车摩肩接踵，意欲调整运价。就在这个时候，交通部出来说，各地主管部门要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唇枪舌剑，各界争论不休。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各地所谓出租车价格听证，已提前被交通部的一纸通知刻上了形式主义的烙印，普通消费者注定成为油价上涨与出租车运价风险的“替罪羊”。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对 “替罪羊”的释解可谓一针见血——“寻找替罪羊”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机制，“替罪羊”一直被当作“基本的建设性暴力”在世界各地存在。油价与出租车运价上涨，无不遵循这一箴言。在我看来，比消费者无可奈何担承转而稼之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其在市场势力面前有口难言、有理难辩的“话语结巴症”。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基于成本与价格的角度，而者基于权利的视角。

在这里有两个细节应当重新审视一番。一，交通部紧急下发调整出租车运价或加收燃油附加费的通知，是客观的抉择失然，还是另有它因。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客体对象具体指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用急着给第一个问妄下定论，不过其背景是路人皆知的——我国的出租车行业管制森严，准入门槛甚高，记得前年北京出租汽车厂家争夺换车风波及媒体的跟踪报道表明，京城的出租车业其实由利益集团操控着——如今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命令推动出租车运价上涨，是否受于寡头出租汽车公司这一市场势力的压力，已是不言自明。

问题是，出租车运价上调后，出租车司机并不能得到同比的补偿。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态势与话语权利不对称的情形下，弱势者的成本与收益是倒挂的。换言之，油价上涨，出租汽车公司其实坐渔垄断之利。而普通乘客对此并不谙习，认为运价既然调了，司机肯定没吃亏——在这种两边受气的形势下，出租车司机与出租汽车公司间的裂痕无形中拉大。

如此一来，笔者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即“防止群体性事件”的防止对象，是众出租车司机——普通消费者的总体数量远远超过出租车司机的数量不知道多少倍，为何并没有被列为“设防对象”呢？我有时拿宏观经济学中的“自动稳定器”原理对此做出诙谐性的解释——消费者在暂时地对油价和出租车运价表示不满和难以接受后，会慢慢地习惯，并“稳定”下来这——无疑低估了消费者的智商与理性；在权利几乎被全然忽略的形势下，民众与决策者间的裂痕无形中增大。

记得不久前我国关于“穷人区富人区”大争论中，社会学家孙立平不无担忧的说，“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导致社会裂痕正在加深。他所说的“下层”与“上层”，是指财富多寡这一标尺两端的贫富两阶层。而如今出租车运价调整过程中，社会裂痕加大的原因，是“超越”了财富标准的权利阴霾。

在谈到缓解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裂痕增大的大态势时，孙立平说：“社会和政府要做的是，如何保护这些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资源不受富人群体的瓜分和蚕食。”我想，减轻由于权利失衡拉大的社会裂痕的首要良方是，如何保证每个普通消费者享有的公共资源不被市场与行政的“联合势力”所侵扰。（东方愚3月29日于青岛浮山公寓。本文为中国经营报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