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健力宝当年落败的原因是民资与国资碰撞，犹如鸡蛋碰石头，李经纬对天长叹，却无能为力。行政触角伸的太长，使健力宝集团屡起旋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终拖累健力宝到极度疲惫。而娃哈哈是宗庆后与外资的战斗，昔日一棋走错，今与达能对弈，虽以民族旗号呼天抢地，想换来行政部门的关注与解救，然却难以偿愿。
    可以说，健力宝与娃哈哈的轨迹是两个极端。2001年7月，当时的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的转制会议上，90%的与会者主张卖掉健力宝，但不能卖给李经纬。此举令李经纬万难接受。而娃哈哈的情况则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百富勤将所持有的娃哈哈股权出售，娃哈哈与达能享有优先收购权，然娃哈哈有所懈怠，为达能买走，这使其所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达51%的控股地位。
    如果李经纬与宗庆后的主客观条件对调一下，即赋于宗庆后当年李经纬式的主动，接手百富勤所持合资公司股权；而赋于三水政府今日浙江省政府和我国商务部式对市场行为不加干预，李经纬昔日定拿下健力宝。皆大欢喜。
    但历史往往给中国第一代的企业家以不同形式的黑色幽默，李经纬与宗庆后站在中国式企业之桥的两头，各自神伤。相比之下，宗庆后更幸运一些。尽管与达能之争打了无数个会合仍不分胜负，其引来行政援助的初衷仍未实现，但客观来讲，他内心的更多的是遗憾而非被算计后的伤楚，更何况达能现在已有所让步。李与宗各自困境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理上的不平衡。作为创始人的李经纬被挤在了收购健力宝的大门外，自然没有料到。而宗庆后也在3年前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100%的国企业血统时称，“当时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有投”。
    产权纷争是体制积弊的产物。10年前中央政府提出“国退民进”的战略，国有资本被要求从饮料等完全竞争领域全部撤出。大凡政策嬗变必引起利益纷争，所以之后相伴随的是不少企业家形形色色的命运。李经纬被无情挤兑，乐百氏的何伯权售尽股权而退出，伊利的郑俊怀最终身陷牢笼。
    2004年5月，利乐公司请饮料业企业坐邮轮出游，同行的有郑俊怀，及光明乳业的王佳芬，郑对王称，“伊利也许不久也能把产权搞清楚了。”未曾料到一个月后，郑俊怀被曝出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一年后他因挪用公款罪而被判刑6年。
    今年年初，新上任的***俞正声曾提问，“上海为什么没有出马云？” 财经作家吴晓波称，“其实，答案或许就在王佳芬式的遭遇中。在一个国有资本十分强大的体制内，市场型的企业家左冲右突，无论有怎样的经略才干，其命运大抵如是。”
    庆幸的是，市场经济转轨正深入，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再加速。政商关系走向着一个良性和持久的方向迈进。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对于一些过往事件，各行为主体现在以一个开放积极的姿态面对，与此同时，更应将目光瞄准未来，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商业环境，更关乎万民福祉。

东方愚

 达娃之争”再起波澜。宗庆后“3亿元偷逃税门”事件一时为访间所议论。不过，很快，宗庆后就站出来说，此乃达能秦鹏算计他的“阴谋”。4月15日，宗庆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承认，已向杭州市地方税务局补办了申报及补缴个人所得税手续，并交纳了滞纳金。“我正在积极配合税务部门检查。”宗庆后说。

现在坊间焦点集中在宗庆后被举报后才补交税是否构成违法。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范易谋去年7月公开表示“宗庆后会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如果达能真是想让宗庆后玩完，这种暗示岂不显得太小儿科了？

事实上，我们常忽略一种现象，就是娃哈哈与达能每次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皮球总会踢给行政部门。以前当娃哈哈商标两者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国家商标总局成为焦点，“娃哈哈诉国家商标总局”的假消息更是起到了闪风点火的作用。现在皮球又踢给了法院。

在笔者看来，与其认为达娃两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不如说两者都习惯了采取一些“伤身不致命”的招数，将自己与对方谈判的筹码攒得高一些、更高一些。

笔者去年6月曾撰文称，娃哈哈与达能的和谈将是一场马拉松，两者的奇招怪术用之不竭，但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坐到谈判桌前。 “偷逃税门”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宗庆后表示与达能“不谈了”、 “彻底分手”。但次日达能否认各谈破裂，并甚为绅士地称“我们相信，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同样，娃哈哈集团外联办主任卢东证实“谈还是要谈的”。

谈什么、怎么谈，这个问题无论对达娃双方，还是对旁观者来讲，都是一个老掉车的话题。去年4月宗庆后都自称把另立牌子这一“最坏打算”给晾了出来，其它和谈方式两者更是晒了再晒，结果无一例外是不欢而散。所以，进一步讲，与其认为两者每每在摩擦后仍回到谈判桌是无奈之举，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利于自己的一个好时机的出现。

什么时机？行政部门明确表态的时机。事实上，达能与娃哈哈共同的可爱之处是，从一开始，他们都明白皮球踢给行政部门且得到与已本土相关行政部门的鼎立支持才是根本。然而各自的小算盘不约而同地落空了。

两起事件中可见一斑。一件是去年6月底我国商务部副部长在重庆一个报告会上痛斥海外一些媒体将娃哈哈视为“反面教材”。这种表态无疑极易被理解为商务部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公开支持，然而此后商务部再无涟漪，中立姿态持续至今。另一件是达能去年想借1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行，来就纠纷作个了断，可惜事情不了了之，达娃两方当时“希永久性解决争议”的希望扑空。

不过，争端并不是停滞不前。商标问题达能发现越扯越成浆糊，后来干脆避让了。而对于在合资公司中是进是退，以及共谋上市，达能现在也显得比较“灵活”。不过，如果就此称现在问题转入了股权的市场估值上，这种说法仍不够确切。在笔者看来，焦点当是未来达娃双方合谈出现突破性进展时，宗庆后各人持股的市场估值几何。

为何这样讲？3年前当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确100%国企血统时，宗庆后称“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言辞背后是心态的不平衡。别忘了，宗庆后去年两会期间引爆“达娃之争”后许多，打的一直是情感牌、政治牌。夹杂在内外资企业强力博弈中的是宗庆后为自己过往劳作“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旧式倔强，然这个“皮球”的重量非同小可。从一点来看，达娃之争离结束还很远。

文/东方愚

 

在日前再掀波澜的宗庆后“3亿元偷逃税门”事件中，据宗庆后4月15日所言，此乃达能秦鹏之“阴谋”，并称自己在去年10月已“主动”补交了两亿多元的税款与滞纳金。于是，现在坊间焦点集中在宗庆后被举报后才补交税是否构成违法。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范易谋去年7月公开表示“宗庆后会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如果达能真是想让宗庆后在阴沟里栽船，这种“暗示”岂不显得很滑稽？

 

有一种现象我们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就是娃哈哈与达能每次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皮球总会踢给行政部门。以前当娃哈哈商标两者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国家商标总局成为焦点，“娃哈哈诉国家商标总局”的假消息更是起到了闪风点火的作用。现在皮球又踢给了法院，关于宗庆后是否违法估计又要让有关部门大伤脑筋了。

 

在笔者看来，与其认为达娃两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不如说两者都习惯了采取一些“伤身不致命”的招数，将自己与对方谈判的筹码攒得高一些、更高一些。

 

笔者去年6月曾撰文称，娃哈哈与达能的和谈将是一场马拉松，两者的奇招怪术用之不竭，但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坐到谈判桌前。 “偷逃税门”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宗庆后表示与达能“不谈了”、 “彻底分手”。但次日达能否认各谈破裂，并甚为绅士地称“我们相信，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同样，娃哈哈集团外联办主任卢东证实“谈还是要谈的”。

 

谈什么、怎么谈，这个问题无论对达娃双方，还是对旁观者来讲，都是一个老掉车的话题。去年4月宗庆后都自称把另立牌子这一“最坏打算”给晾了出来，其它和谈方式两者更是晒了再晒，结果无一例外是不欢而散。所以，进一步讲，与其认为两者每每在摩擦后仍回到谈判桌是无奈之举，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利于自己的一个好时机的出现。

 

什么时机？行政部门明确表态的时机。事实上，达能与娃哈哈共同的可爱之处是，从一开始，他们都明白皮球踢给行政部门且得到与已本土相关行政部门的鼎立支持才是根本。然而各自的小算盘不约而同地落空了。

 

两起事件中可见一斑。一件是去年6月底我国商务部副部长在重庆一个报告会上痛斥海外一些媒体将娃哈哈视为“反面教材”。这种表态无疑极易被理解为商务部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公开支持，然而此后商务部再无涟漪，中立姿态持续至今。另一件是达能去年想借1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行，来就纠纷作个了断，可惜事情不了了之，达娃两方当时“希永久性解决争议”的希望扑空。

 

不过，争端并不是停滞不前。商标问题达能发现越扯越成浆糊，后来干脆避让了。而对于在合资公司中是进是退，以及共谋上市，达能现在也显得比较“灵活”。不过，如果就此称现在问题转入了股权的市场估值上，这种说法仍不够确切。在笔者看来，焦点当是未来达娃双方合谈出现突破性进展时，宗庆后各人持股的市场估值几何。

 

为何这样讲？3年前当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的100%国企血统时，宗庆后称“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言辞背后是心态的不平衡。别忘了，宗庆后去年两会期间引爆“达娃之争”后许多，打的一直是情感牌、政治牌。夹杂在内外资企业强力博弈中的是宗庆后为自己过往劳作“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旧式倔强，然这个“皮球”的重量非同小可。

 

从一点来看，达娃之争离结束还很远。（本文系国际航空报人物专栏文章）

 

 

附：之前关于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追踪评论：

东方愚：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姿态大不同（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打民族牌的年代渐行渐远（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南方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面临四种选择（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企业精神重构：美国精神的中国启示（中国商业评论）
东方愚：娃哈哈VS达能如何看浙江商帮集体失语（广州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辞职仍是欲擒故纵之举精明而不高明（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究竟是谁在跟谁抹黑（广州日报）
东方愚：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李东生与宗庆后的舍与得（国际航空报）

文/东方愚 10月29日 广州日报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不过有趣的是，随着事件的进展，一些“裸泳者”被逼上了岸，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便是其中之一。

李肃是半路杀进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中的。今年6月中旬，李肃向达能发出交涉令，力陈其“妨碍中国经济安全”等罪状，而后向达能发出责令其“改正行为”的律师函；又于今年9月初向国家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提交申诉报告，要求“审查达能”。期间，作为“焦点人物”的李肃频繁参与各种论坛、研讨会时，均高举民族大旗，大力声援支持娃哈哈、支持光明，讨伐达能，诸如此类。

李肃的原始武器，是其当初持有的100股光明乳业（600597）的股票，这使得他有了光明乳业小股东的身份。当时宗庆后与范易谋正斗的酣畅，光明突然插了一扛子，不知情者以为王佳芬（光明董事长）有意掺合进来，而细心的人则纷纷揣测，这不过是李肃导游的一场戏罢了，笔者也于《“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一文中称，李肃之举并非是为光明前途忧，而是在炮制一场商业策划，以达到营销自己及和君创业的目的。

如果当时还仅仅是揣测的话，那么光明与达能日前的分手，则是对昔日李肃豪情万丈的莫大讽刺。10月16日，光明乳业发布公告称，将达能所持20.01%的光明乳业股份全部转让给光明的两大东家上海牛奶和上实控股，且终止与达能在商标及技术许可协议方面的合作。按说，达能退出光明了，曾为光明振避臂一呼的李肃就“胜利”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为何却“失语”了呢？

据悉，达能放弃光明，是在兑现去年底与蒙牛签署的“排外”协议，当时业内就有人预言，达能入主蒙牛后，与光明分手是迟早的事。而近日光明的新闻发言人龚妍奇也称，两者分手是“基于各自发展战略的需要”。而这一切，显然是李肃所事先不熟悉的，换句话说，李肃抑或知道达能与光明早晚要分手，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以至于他的炒作中场就打了折扣。

假如李肃不是受人所差搞系列动作，那么事实的真相无疑是一场“搭便车”式的炒作。他把达能与娃哈哈、光明的纷争，都当作自己的佐料，后来他频繁上镜，甚至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诉，都不过是想通过媒体添柴加火，继续烹饪好自己的大餐罢了。

都说搞咨询的善于煽情，李肃这下算是树立了“标杆”。李肃的“聪明”之处更在于，他站对了队──达能与娃哈哈打了无数个会合，政府脸色成为最后的参照物。尽管我方在与法国方面进行相关交涉时态度都比较温和，比如称不干涉企业间并购，但却在无意中流露了对娃哈哈的支持，比如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6月26号批评国外媒体给中国企业抹黑，实则是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隐性支持。有了这种表态，李肃不屑于“契约精神说”而大打民族产业牌，底气自然足多了。

可以说，李肃之“成”，在于像宗庆后当初一样，将商业问题民族情绪化，甚至政治化，而李肃的“败”，也正在于此。当宗庆后当初将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政治化的那一刻，就注定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妥协。最近上海超市中娃哈哈呦呦奶咖悄然换装，宗庆后将原娃哈哈商标替换为“启力”，这显然是妥协之举；我们尚且不知达能是否也做了何种妥协，但至少预示着原来双方的横眉冷对，向退让一步的格局转变成为了现实。 达能与光明、娃哈哈，都退让一步，尴尬的李肃就没位置了，“裸泳”的真面目暴露无疑，难怪他最近也不出来豪言壮语了。

“搭便车”炒作或许能收获大效果，但蚍蜉憾树却不合时宜，李肃搬起的石头注定要砸自己的脚了。IT领域，最近听说一公司于阿里巴巴公开发售当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阿里巴巴，要求其停止使用“阿里巴巴”商标，看来“搭便车”炒作者前仆后继啊，不能不令人贻笑大方。

附：之前关于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追踪评论：

东方愚：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姿态大不同（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打民族牌的年代渐行渐远（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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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娃哈哈VS达能如何看浙江商帮集体失语（广州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辞职仍是欲擒故纵之举精明而不高明（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究竟是谁在跟谁抹黑（广州日报）

东方愚：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李东生与宗庆后的舍与得（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 国际航空报 人物专栏

七八月交替时分的李东生与宗庆后都无法平静。前者所执掌的TCL集团近日有大批高管陆续离职，TCL电脑总经理杨伟强已于7月25日提出离职；后者所执掌的娃哈哈集团与法国达能的争战日前也进行到了白热化程度，这厢是宗庆后自言娃蛤蛤商标“势在必得”，那厢是达能气势磅礴的诉讼请求。

李东生与宗庆后，一个欲“舍”，一个求“得”。李东生欲“舍”——其有意出售TCL电脑业务的苗头，从其在电脑业务上频频采用紧缩招术就已显现，这或许也是杨伟强倍感拘谨直至日前离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许在海尔、联想、惠普、戴尔等筛选对象中，李东生心里早已选中了心仪的并购者。宗庆后求“得”，尽管其在与达能合资品牌上的出尔反尔为业界所诟病，但他显然不愿为当初的“瑕疵”而付出全盘（特别是销售渠道）的代价。

李宗二人其实都为了夯实自己的基业大厦，但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原因则在于两人所需“负责”的对象不尽相同。李东生旗下的上市公司已“披星戴帽”，今年亦是*STTCL扭亏的关键一年，如果再不盈利，则可能被直接“罢黜出市”，从这一角度出发，瘦身或许是眼下最好的选择之一，要知道TCL电脑每月销售量一直徘徊不前，去年又出现了亏损。而娃哈哈不是公众公司，加上杭州上城区政府参股娃哈哈集团，这种混沌不清的股权关系决定了宗庆后在与达能大战的舞台上，有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甚至有牺牲企业眼下利益的权利。

也正是这种立场上的不同，决定了两人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今年6月中旬，*STTCL(000100.SZ)发布的定向增发新方案中，TCL集团就取消一笔金额达1.5亿元的增资TCL电脑业务计划。用李东生的话来说，“（TCL）集团比TCL电脑更需要资金”，有意思的是，这一方案正是杨伟强提出来的。而娃哈哈这边则要热闹的多，暂不论宗庆后在与达能的几轮口水战中所用“达能阴谋”“揭露真相”“我们中国人”一类措辞的煽情色彩有多浓、法律意识有多淡，7月初宗庆后召开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智取威虎山》、《中国心》等节目的演出，让人不能不对宗庆后的“创意”瞠目结舌！

李东生能够及时从商业的宭境和媒体与公众的讥讽中顿悟。今年7月4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排行榜中，李东生赫然名列第6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同时以155万元的年薪，名列“上市公司最贵老板”第4名！股票市场上，5月29日*STTCL股价最高达8.12元，而7月17日则低探4.06元，整整打了“半价”！不过这似乎并未能影响到李东生断臂求生的胆略，相反，如果TCL电脑业务出售模式恰到好处，不但就使TCL集团走出低潮，更可能引发中国PC产业新一轮规模整合热潮──真到那时，或许会有不少投资者感慨“此李东生彼李东生也”。

宗庆后是“项羽式”的企业家，走错了关键一步，其后如果不振臂一呼则只能等死，折腾几下或许还有起死回死的可能，更何况宗庆后的“折腾技巧”着实超群。事实上他硬着头皮的折腾起到了很大的收效，一方面使达能四面楚歌，一方面间接地博得了商务部的口头支持，另一方面“逼迫”法国政府出面协调——法国驻华大使苏和7月24日还表示，法国希望达能与其娃哈哈之间的争端“友好解决”。

不过，宗庆后付出的代价与社会成本未免太高了些，一则因为“恋战”，娃哈哈曾经最有优势的包装水市场正遭到茶饮料龙头企业康师傅的挑战与狙击，而可口可乐也胃口大增，日前称“不排除并购中国饮料企业的可能”，二则中国企业家的信誉因娃哈哈事件而在国际上大打折扣，三则他或将成为不少民营企业家暗中模仿的“反败为胜式”榜样人物。

李东生与宗庆后各有各的悲壮，不过，李比宗显然要“幸运”的多、代价也要小很多。李东生与宗庆后“舍”与“得”的区别与背后的玄机由此可见一斑。如果要说两者共同的瑕疵的话，就是中国企业长久以来欲治难能的一项通病，即企业的强势治理风格，一个企业靠某一个标杆或某几个领军人物突围，规则就会显得弱势，企业由此往往会走“大成”与“大败”的极端路线。但这仅仅是企业家本身的问题吗？

东方愚 7月4日 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nbd.com.cn/_NewShow.aspx?D_ID=72772

如果皇上不急太监急，那么这太监要么真的很忠诚，要么只是想乘机作场秀。娃哈哈与达能的恩怨未了，光明乳业突然蹦入人们眼帘，不知情者以为王佳芬（光明董事长）真的掺合进来了，稍为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所谓“光明与达能”之争，不过是和君创业这一咨询公司的大老板李肃导演的一场戏罢了，而李肃这一“创意”是原创还是受人旨意，也值得推敲。

据新京报报道，和君创业的总裁李肃证实和君仅持有100股的光明乳业（600597）。正是这100股的光明股票，使得李肃义正辞严地于6月中旬以光明乳业股东的身份向达能发出“交涉令”，力陈达能在“妨碍中国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四宗罪，并称对达能进行一切可能的法律诉讼及检举。果不其然，和君于6月25日正式向达能发出了律师函，以达能在国内多家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为由，要求达能“改正”自己的行为。

如李肃与其代理律师所言，达能确实收购了七家中国本土知名品牌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且在相互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中均占有董事会席位，但我国当下的法律并没有限制行业内部多家上市公司从事同一产品，而参股股东在行业内“触角”过长是否违反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取法律的真空，加诸“民族产业之安全考虑”的噱头，李肃并不是为光明前途和自己利益担忧，李肃表现出来的“包青天”的姿态和自圆其说的措辞背后，可能有其它动机。

动机之一是借机炒作自己，提升和君创业的知名度。对咨询公司来说，人气与知名度至关重要。聪明的李肃抓住达能并购事件，搞起品牌推广。想必王佳芬看到李肃此举，定会哭笑不得，因为虽然李肃在“挂羊头、卖狗肉”，但由于他提出的是“真问题”，所以只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支持也不是，辟谣亦不妥。而李肃呼吁更多的光明乳业股东响应自己所谓的“法律行动”，似乎有将这次行动做大、做足的意图，无疑是想给达能“施压”，迫其回应，从而为自己的营销推广“添彩”，即使达能“以毒攻毒”反诉和君，李肃即使输了，权当是在为自己的策划埋单，毕竟目的达到了。

动机之二是“帮”宗庆后“一个小忙”。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发展到现在，宗庆后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软硬武器，民族感情、员工及经销商的力挺、省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驰援，都显得铿锵有力。但对宗庆后来说，这些显然还不够，商务部及浙江政府的表态，行业内兄弟企业的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至关重要。虽然商务部副部长6月26号口头表态了对宗庆后的支持并批评国外媒体在给中国企业“抹黑”，但这种表态浸淫的外交辞令色彩比较浓，浙江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行业内，除了叶红汉代表健力宝有气无力表达了一声动摇外，再无其它声音。

李肃与宗庆后之间的关联度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也尚无明确的证据表明李肃所为是受宗的指示。但李肃与宗庆后在“倒达”上的手法与姿态却出奇地相似。都是高高地举起产业安全与民族感情的大旗，都是扮出“法官”的姿态“宣判”达能违反了法律；同样，与宗庆后辞去合资董事长一职之“破坏性开采”手法一样，李肃打着维护光明乳业利益不被娃哈哈与达能合资公司侵犯的名义，恰恰可能是想拉着光明乳业站到支持娃哈哈和宗庆后的“队列”中来，这显然也是一种欲擒故纵之招。

其实光明乳业与娃哈哈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国资、外资、民营资本组成的产权多元化的企业，比如有着相同的尴尬境况——光明有技术优势，娃哈哈有渠道优势，而这两种优势背后是致命的的资金劣势，之前两者与达能合作，则都是看中了达能的资本实力，现在虽然为娃哈哈的品牌归属所伤所累，但多元化经营离不开资金流的强力支撑，光明现在同样需要钱，去年伊利、蒙牛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163.39亿元、162.46亿元，而光明仅为72.1亿元，三鹿后来者居上，营收为87亿元，也超过了光明。如此来看，娃哈哈与光明乳业的境遇相当，站到同一“队列”似乎无碍大局、无伤大雅，但如果是通过“李肃们”的走穴而牵强地站在了一起，性质就另当别论了。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光明掌门人王佳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表态值得密切关注。

产业安全重不重要？重要。外资恶意并购应不应限。应当。问题是，产业安全不能每每成了个别企业牟取私利或混淆是非的道具，而“恶意并购”面前，行业内本土企业或相关企业要么欲擒故纵，要么尔愚我诈，像去年8月底曾一度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的爱仕达、双喜、顺发等六家炊具企业突然的“抱成一团”，再如今日宗庆后想博得“战略伙伴”所采取的“阳谋”，看起来都挺真诚，但无一不缺乏原生性的合作基础。或许是特殊的政经语境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企业生态，但多从自身找找原因，至少能让你的作秀或算计之姿更优美吧。

东方愚 达能并购娃哈哈追踪评论系列之九

　　有人曾说，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扯皮扯得越久、越深，自己的“队伍”就越庞大，在较量中就越容易占上风。这话显然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然而6月26日商务部的一则表态， 使这种一厢情愿“修成正果”，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于6月26日在重庆的一个报告会上，就达能并购娃哈哈事件表态称，“国外一些主流报纸居然将娃哈哈当成了反面教材，居然在发表的文章中称‘这证明新兴国家投资存在风险’，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外的一些媒体在给中国抹黑。”

　　这是娃哈哈事件以来，有关官员第一次对娃哈哈事件的明确定性。所谓“无稽之谈”，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博弈中的宗庆后表示了支持，而“给中国抹黑”，则把娃哈哈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如此表态，意义显然不可小觑。

　　而在市场上，娃哈哈最近掀起了新一轮的“倒达”风暴。比如称考虑对达能提起反诉，索赔金额至少20亿欧元。而在26日娃哈哈在给媒体《范易谋霸道与违法行为的再一次显露》的信中，开始逐条细陈法律法规，以证明范易谋的行为“既滑稽可笑又非法”。

　　宗庆后无论扯民族感情大旗还是像个“法官”一样频“审”达能，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不排除想引出政府部门来表态，然而令宗庆后“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而对娃哈哈商标这一核心问题的争端中，娃哈哈也曾将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可惜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

　　有市场人士分析称，外资并购属发展大计，即使有当地政府内里支持，也必须看部委的“脸色”。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杭州上城区政府仍然持有娃哈哈不少股份，无论从“避嫌”还是以静制动的策略上，其实同样希望部委能有明确的一个表态或是“指导方针”。

　　甚为“巧合”的是，日前达能在印度的合资项目同样遭遇挫折。由于达能集团在当地欲成立的一家新合资公司“可能与现有的合资公司形成竞争”，因此其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同意才能继续自己的投资计划。显而易见，“政府同意”也成为达能在印度要逾越的关键一坎。

　　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它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加重了商业纠纷中的行政依附色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较强的示范力，其他行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完全可能遵照“判例法”来做了断，而地方政府们，自然也不用猫着身子捱苦日子一般等部委表态了。

　　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其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东方愚 6月8日 南方日报 、每日经济新闻

昨天（6月7日）宗庆后“出乎意料”地辞去娃哈哈与达能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又延续他一以贯之的欲擒故纵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破坏式开采”的手段。这一招此前严介和也用过，去年5月突然自曝“已秘密辞职”的消息，引起各方猜测。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说,这种手段可谓十分“精明”，但并不“高明”。宗庆后再一次下了赌注，然而这次下注仍逃不出将来大打折扣的宿命。

宗庆后昨日发出的洋洋洒洒、长达5400余字的辞职公开信末，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他早在5月9日曾主动提出辞去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后来“他们（达能）找政府协调要求我继续担任”。

要知道，5月9日正是达能正式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提出8项仲裁申请的日子，我们尚难确定这两起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但宗选择在硝烟四起时“归隐”，显然不符他一向的脾性本性——***，娃哈哈集团新闻发言人还曾声称“宗总是越压越硬”；毫无疑问，宗庆后意图通过制造“群龙无首”的景象，来将达能的视线和精力转移到合资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上来。

宗庆后在辞职信中列举了自己担任董事长期间合资公司的业绩，11年间销售收入增长了16倍，资本金回报率也增长了近两倍。宗庆后对这一系列数字都以为为豪，一来达能在中国的扩张实践给了人们一个普遍印象，就是“资本大手笔，运营低效能”，二是合资公司产品生产与销售渠道完全为宗庆后所控制。所以宗庆后更像是把辞职作为一个信号弹去释放：如果达能你再彪悍下去，销售渠道之“蛋糕”你将没得吃！

显然，宗庆后低估了达能的韧劲。这也正是宗庆后用“本人今日辞别达能，希望达能明日不要告别中国”来暗讽达能的原因。然而，从轮番回首争执到利用商业外交之利剑，再到跑到瑞典去仲裁及前往美国法院上诉，达能现在即使明知销售渠道之内生资源比谁将胜诉更重要，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似乎已成其行为准则。

事实上，将来合资公司未必有宗庆后想象的那么“短命”。达能现在已持有蒙牛49%的股份、汇源24%股份，光明20.01%的股份，乐百氏92%的股份，更是全资深圳益力， “后宗庆后时代”的合资公司运作中，达能完全可以整合、捆绑娃哈哈与上述兄弟企业的销售渠道，以规模效应来弥补管理绩效之短板，以便实现软着陆。

宗庆后高估的是自己的抵抗力。然则按照达能如今行为所折射出的逻辑，非合资公司志在必得，娃哈哈这一商标必须正本清源。2006年娃哈哈集团中除去合资公司外，其它业务（包括宗庆后女儿负责的童装业务等）销售收入为47亿元人民币，如果官司要打个一清二楚，这47亿元营收中大部分则属“非法收入”，达能必将据理力争，搞个界限分明。

至于先前宗庆后所说的“大不了另立山头”，可能性并不没有，但是通过他与达能历次的论争，以及昨日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娃哈哈这一品牌仍然惜之有加，撤资并另立山头之词，豪放而不切合实际，要知道饮料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娃哈哈集团中，杭州国资委仍持有不少股份，这种珠联璧合的优势，是许多完全民营的中小饮料企业可遇不可求的，如此肥肉，宗庆后岂会说舍就舍？

宗庆后辞职之举精明而不高明，一不小心就可能把自己给套了进去。不过，达能所持的法律武器能起多大作用，也不得而知；将来斯达哥尔摩的仲裁结果能否贯彻，也是未知数，因为我们的规则易变。所以，也不排除宗庆后辞职之第三个考虑，将娃哈哈集团中自始至终“失语”的另一控股方——杭州国资委推向前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看你如何收场。从这一角度来说，宗庆后不可谓不老练，但这同时也等于宣布自己被边缘化的宿命提早到来了。

附1：宗庆后辞去娃哈哈合资企业董事长由范易谋接任
宗庆后辞职公开信

附2：东方愚关于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追踪评论：

东方愚：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姿态大不同（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打民族牌的年代渐行渐远（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南方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面临四种选择（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企业精神重构：美国精神的中国启示（中国商业评论）

东方愚：娃哈哈VS达能如何看浙江商帮集体失语（广州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辞职仍是欲擒故纵之举精明而不高明（每日经济新闻）

文/东方愚

由于“政府的要求”（宗庆后语），闹的沸沸扬扬的达能并购娃哈哈其他非合资公司51%股份事件，战斗双方终于暂时偃旗息鼓。这无疑是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如今喜闻乐见的——一度占尽上风的他，在不久前达能向传媒呈现白字黑字的合约面前已开始疲软。

虽然基于中国特殊的政商语境，娃哈哈最后赢得“战争”甚至逐步将达能完全挤兑出局的的可能性极大。但故弄玄虚、欲擒故纵的宗庆后无论如何也令人贻笑大方。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在娃哈哈与达能硝烟滚滚的整个论战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位浙商代表表示公开支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讲——如何看待浙江商帮的“集体失语”呢？

现在人们习惯了以地域来识别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闽南商帮、苏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就像明清十大商帮，同域、乡谊和血缘关系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一条无形的纽带，为集体贴金的同时自己也往往名利双收。实际上，无论是当初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还是后来的适度干预，商帮的变迁，同时也是行政元素的变迁过程。

问题是，当下外资、民企与国资或明或暗的博弈过程中，利益格局在重构，行政力量与过往方式和程度完全一样的对商帮的干预，却可能起到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后果。与此同时，民资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往往处于相对劣势，一些企业反倒有意无意利用“行政关怀”，或抓住时机与之联起手来大搞寻租，或炮制挡箭牌抵制外资。

宗庆后大致属于后者。回顾一下春节以来他所出的牌，不管是两会期间关于限外的提案，还是打着保卫民族品牌的旗号煽动民众感情，以至于到最后自称达能当时搞的是“阴暗合同”时也不忘把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诸多行为要么赤裸裸地沾满行政色彩，要么有意向行政层面靠拢。

有人说，宗庆后是很怪的浙商，只能当作个案对待。我不这样认为。宗庆后即使不出现，“张庆后”、“李庆后”也会出现。要知道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层面，而在于行政信号。对于4月13日浙江外的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表示对娃哈哈和宗庆后强力支持。我们虽不能妄自猜测这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受上一级甚至更高一级政府的指派而为，但它等于提前强化了我们的预测，即行政力量将成为娃哈哈命运多桀的终归者，赢者必是宗庆后。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再与外资合作中出现了问题，其它民企都可以“学习”宗氏作法，把对方给搞到不利境地呢？答应也是否定的——法国只有一个“达能”，但中国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娃哈哈”，盲目东施效颦，想拉行政因子下水，到最后自己可能反倒被踢出了局——因为高层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与偏好现在并不明朗。

这样两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中国现在的商帮文化不断遭遇瓦解。一来，中国现在的利益重构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导向的，甚至“利益”也是混沌的利益。二来，在这个重构过程中，霓虹灯下的商帮许多时候恰恰是集体性权力缺失的，结果导致个体变异；比如一个地方狙击温州炒房团，炒房团表面上撤离的表相背后，往往是联姻外资、权力寻租等个体多样性的演变。

中国的商帮文化在变迁，“浙江商帮”“山东商帮”等商帮等概念已渐成伪命题（ “新浙商”“新粤商”的提法无疑更令人反感），包括许多人总结的“诚信”“仁义”“宽厚”等不同商帮的性格特征，也不过是以偏概全、囫囵吞枣的个人看法而已，与现实差的太远。

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帮文化一巴掌，以地域来剖析商人群体行为的习惯，有必要修正为以利益，特别是不同取向的行政利益为核心来重新解构了——我们的原则政治和契约精神之路究竟在哪里呢？

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本为《中国商业评论》给王一江教授的约稿，王教授曾写过一篇《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不凑巧的是他最近抽不出时间。老赵让我救急，谁知我临时来浙江和上海出差；出差途中并且是半夜三更写字，仓促而粗糙，让朋友们见笑了。

文/东方愚 2007年第5期 《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拿中国的东西和美国相比较，在企业精神方面亦如是。特别在“全球化2.0”时代，对比和取长补短更有必要。不过遗憾的是，对比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上很干脆地称“美国仍将胜出”。

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或许没有人反对，不过我们有必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精神就算模仿美国精神，总是只留下东施效颦的笑谈。

“自私”力度不够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欲”。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自我支配，意味着为了个人的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机构和组织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所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就像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其自传中所言：“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肩负的使负便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暂且不论其在投资和运营管理中注重不注重现金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目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及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应后在2007年3、4月之交，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这使得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而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而政府又在娃哈哈中参股。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于是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的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省得夜长梦多。

这种作法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种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惟一目标，而是被人为地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一点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也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作到的一些使命，倒是他们自己的腰包迟迟鼓曩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所以如果要向美国精神学习的话，很简单——从企业成立伊始，给中国企业简单的自私的权利，就已足够。

“忍耐”尚欠火候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还以娃哈哈为例，与达能的战斗，虽属“窝里斗”，但事情的结局如何，还得裁判说了算；裁判是谁？是政府。6年前健力宝要卖，“主人”李经纬三蹦五蹦，就是够不着，也是出于此因。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桀，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想举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曾经的一个心理测试。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开着，一眼可见门里有一只老虎，另一扇门里漆黑一片，进去后发生什么情况是未知的。你会选择进入哪扇门？

选择第一扇门显然符合美国人追求刺激、敢于冒险的脾性。不过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了第二种情形。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的投机心理，相反，选择第二扇门意味着对不确实性有极强的忍耐力。美国企业家认为，做企业家未必一定要冒险，但一定要对不确实性有足够的容忍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才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再回到中国本土实践上来看。清朝的盛怀宣和胡雪岩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是红顶商人。相对应的“反面教材”是顾雏军，到最后的关头，选择的竟然是咆哮公堂，甚至说出一连串有关系的官员的名字，这一举动无疑是致使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最后的“失态”，其命运面临转折的可能性并非为零。

所以不少人非常赞同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论断，企业家必须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轨迹，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相博弈是步绕不过去的棋。像顾雏军事件，初一不发生，十五也会发生。那么你是选择抗争到底，还是适度忍耐，往往关系到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

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家代表性企业——与娃哈哈一样去年总营收达到170亿元人民币的横店集团。这是一家很“神秘”的企业，因横店影视城而蜚声中外，却少有人知道其实影视、文化、旅游等产业只占其总收的不到3%，相反，这家多元化企业现在控股银行、入主航空、染指军工项目，准入门槛高的军工等项目为横店所囊括，且控股比较甚至超过50%，“实力超强”的原因背后，也和其与政府关系默契甚至相得益彰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横店集团在一些核心技术和投资策略上，非常低调，甚至有意“示弱”，这种“忍耐”很值得中国企业思考。

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

弗里德曼在断言“美国仍将胜出”的论据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将会持续性优越，原因是美国人依赖规则和原则框架行事，这使得彼此相互信任。当下的中国是个利益重构的年代，信任的基础不牢固并且具有易变性，加上潜规则盛行，这使得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重重。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甚至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就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其实像王石，他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度量的。相反，更多的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话，则首当其冲则属忍耐的品质了，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当其冲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若被给予了“自私”的自由，也绝不等同于纵容原罪，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企业精神的重构，其实是社会潜规则的重构。

（2007年4月16日凌晨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