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对于流行与时尚，我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前几天在咖啡馆跟朋友闲聊，听到邻桌几个年轻男女正在为“流氓”“外教”之类的问题争论地面红耳赤，原以为其中哪个女孩儿被她的外教性骚扰了，然而朋友告诉我，他们所谈的事件，是前不久网络上炒的如火如荼的“流氓外教”风波。

回家后我像考试不及格后的恶补似的查阅这方面的信息。原来是上海社科院一个叫张结海的心理学博士，撰文披露一个叫Chinabouder的在上海担任外教的美国人玩弄“中国女人”、嘲讽“中国男人”的行为并号召“中国同胞”把其驱逐出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外电报道称Chinabouder其实是一个五人行为艺术小组，他们只不过是想测试“中国公众的态度”，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张结海也表示自己只是为了测试、量度“中国人的自卑心理”。

流氓外教事件的结局让许多人像吃了半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被涮的滋味不好受，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知是我的神经迟钝还是其它什么缘故，我并没有为这种为这一“套中套”的伎俩义愤填膺，反倒想，到底什么人、多少人在真正关注此事。我打电话问了几个媒体的朋友，他们的反应非常平谈，称那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罢了。
 
忍不住想自夸一句──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与其称流氓外教事件暴露了大众的浮嚣，不如说那只不过是小众的一次狂欢行为而已。所有被打上“中国男人”“中国女人”“中国同胞”烙印的精神鼓动与感情怂恿，正是抓住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繁衍、派生之无事生非、小事化大的脾性，本质上根本反映和代表整个公众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尺度。

新事件暴露的依然是旧问题，即无节制膨胀的愤青情绪。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 围绕流氓外教事件的争论今天可以结束，但是充斥在社会多个角落里“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却仍将存在，甚至越来越多。

诚然，流氓事件中的愤青情绪与往常容不下小资情调、看不惯奢华的莺歌燕舞一类情形不同的是，基于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博客时代随性表达欲的泛滥，人们很难去考究一起事件的真与伪，就像陈易网上救母事件后来被暴出的一些内幕、富士康向记者索赔3000万事件戏剧性转折等带给人们的惊愕一样，事实的真相要么是权威者的隐私，要么是机会主义者欲擒故纵炒作的玄机。

所以我们也不能视这起事件中的愤青如同鲁迅当年痛斥的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 “爱国贼”一样可恶，而同时应看到当今社会语境下各利益群体对话渠道的不畅和对话方式的变异。如果不是出于炒作的目的，那么张结海对中国人自卑心理的研究采用披露流氓外教事件的方式只能说明作为学者的“张结海们”在心理学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上的乏力与不厚道。

张结海却又不亦乐乎地作起了启蒙者：“以前凡是遇到公众事件，总是经济、法律方面的学者站出来说话；这件事后，也许大家会发现公众事件中心理学的作用。”我们承认，近年来在孙志刚事件、贫富分化问题、小任湘殒命等公众事件中，法学家与经济学家频频以智慧者的面目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有人因此称“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学帝国主义”趋势明显；但是我们亦须承认，掺杂其中的不乏一些有悖常理、利欲熏心但仍以打着“民本”旗号招摇撞骗的伪道士们。然而张结海现在仿佛在点拨其它各领域的专家们“来吧，我们也可以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掌握话语权的！”

在专家言论充斥大众传媒甚至被敬若神明的如今，这种鼓吹无异是种危险的倾向。“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社会软肋警告我们，权力寻租与权利失衡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对公共事物的解构并不在于多少领域的多少专家参与进来了，而在于专家、公众，以及政府、民间组织是否同时积极、理性地坐到了谈判桌上。

细想一下，张结海不正是木子美的“学院版本”吗？网上炒的越火，媒体暴的越猛，他们越是偷着乐。不过两者不一样的是，木子美坦陈自己跟无数男人上过床，并“用液体写作”，而张结海的套子被识破后，仍然道貌岸然地辩护称自己所作所为是心理学研究方式的一种“创新”。搞笑乎？反胃乎？或许都不用；也不必像许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好事者”及媒体去引申、挖掘或强加给这起事件什么社会意义，或许，它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十足的娱乐秀。如果实在烦透了，你可以模仿多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晚会上一场名叫“砸烂电视”的小品一样──拔掉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