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本为《中国商业评论》给王一江教授的约稿，王教授曾写过一篇《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不凑巧的是他最近抽不出时间。老赵让我救急，谁知我临时来浙江和上海出差；出差途中并且是半夜三更写字，仓促而粗糙，让朋友们见笑了。

文/东方愚 2007年第5期 《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拿中国的东西和美国相比较，在企业精神方面亦如是。特别在“全球化2.0”时代，对比和取长补短更有必要。不过遗憾的是，对比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上很干脆地称“美国仍将胜出”。

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或许没有人反对，不过我们有必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精神就算模仿美国精神，总是只留下东施效颦的笑谈。

“自私”力度不够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欲”。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自我支配，意味着为了个人的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机构和组织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所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就像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其自传中所言：“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肩负的使负便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暂且不论其在投资和运营管理中注重不注重现金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目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及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应后在2007年3、4月之交，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这使得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而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而政府又在娃哈哈中参股。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于是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的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省得夜长梦多。

这种作法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种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惟一目标，而是被人为地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一点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也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作到的一些使命，倒是他们自己的腰包迟迟鼓曩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所以如果要向美国精神学习的话，很简单——从企业成立伊始，给中国企业简单的自私的权利，就已足够。

“忍耐”尚欠火候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还以娃哈哈为例，与达能的战斗，虽属“窝里斗”，但事情的结局如何，还得裁判说了算；裁判是谁？是政府。6年前健力宝要卖，“主人”李经纬三蹦五蹦，就是够不着，也是出于此因。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桀，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想举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曾经的一个心理测试。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开着，一眼可见门里有一只老虎，另一扇门里漆黑一片，进去后发生什么情况是未知的。你会选择进入哪扇门？

选择第一扇门显然符合美国人追求刺激、敢于冒险的脾性。不过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了第二种情形。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的投机心理，相反，选择第二扇门意味着对不确实性有极强的忍耐力。美国企业家认为，做企业家未必一定要冒险，但一定要对不确实性有足够的容忍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才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再回到中国本土实践上来看。清朝的盛怀宣和胡雪岩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是红顶商人。相对应的“反面教材”是顾雏军，到最后的关头，选择的竟然是咆哮公堂，甚至说出一连串有关系的官员的名字，这一举动无疑是致使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最后的“失态”，其命运面临转折的可能性并非为零。

所以不少人非常赞同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论断，企业家必须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轨迹，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相博弈是步绕不过去的棋。像顾雏军事件，初一不发生，十五也会发生。那么你是选择抗争到底，还是适度忍耐，往往关系到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

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家代表性企业——与娃哈哈一样去年总营收达到170亿元人民币的横店集团。这是一家很“神秘”的企业，因横店影视城而蜚声中外，却少有人知道其实影视、文化、旅游等产业只占其总收的不到3%，相反，这家多元化企业现在控股银行、入主航空、染指军工项目，准入门槛高的军工等项目为横店所囊括，且控股比较甚至超过50%，“实力超强”的原因背后，也和其与政府关系默契甚至相得益彰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横店集团在一些核心技术和投资策略上，非常低调，甚至有意“示弱”，这种“忍耐”很值得中国企业思考。

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

弗里德曼在断言“美国仍将胜出”的论据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将会持续性优越，原因是美国人依赖规则和原则框架行事，这使得彼此相互信任。当下的中国是个利益重构的年代，信任的基础不牢固并且具有易变性，加上潜规则盛行，这使得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重重。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甚至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就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其实像王石，他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度量的。相反，更多的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话，则首当其冲则属忍耐的品质了，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当其冲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若被给予了“自私”的自由，也绝不等同于纵容原罪，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企业精神的重构，其实是社会潜规则的重构。

（2007年4月16日凌晨于上海）

文/东方愚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2/15/content_51997462.htm

2月15日 上海证券报专栏（专栏名称将由“愚者千虑”改为“商业PK堂”，专注于代表性商业人物的PK案例剖析）

姜还是老的辣。被刑拘的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此刻或许正黯然神伤，而她的老乡——东阳横店的徐文荣，似乎正在一个角落里偷着乐。民企之鱼欲跃龙门，徐文荣选择了“上窜”，吴英选择了“下跳”，事实证明，徐赢了。

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比较乐于制造媒体效应，去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加“驰名”，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之大手笔的新闻，也于去年而9月上旬出现在东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家父子采取的是“上层路线”。横店集团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冠冕堂皇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采取的是“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集资时承诺的利息最高超过月利1角，一些民企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月10日深夜东阳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吴英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即告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人行东阳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去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吴英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生意人”，一些管理人士则道貌岸然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这些行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2年前的女富豪邓斌及新兴公司、3年前的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而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仿佛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我们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窜”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打着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作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的阴谋服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作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向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在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一类的会计师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模式根本不会被投资人接受。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企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但别忘了另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徐文荣们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可见一斑，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要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要么不肯放贷给吴英，要么只收不贷，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人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 “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同为东阳人，命运迥相异。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不但立出了模样，甚至携圆明园与民族感情为基石与噱头。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像中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造噱头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今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徐二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谈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笔者在此前的专栏文章《妥协浮世绘》中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窜”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窜”才有可能鹤立鸡群，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我的朋友梅新育每每见到有人大声疾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或为民企原罪“开脱”时总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能感觉到，他“恨铁不成钢”般的生气中，更透着一丝为民企崛起路径无奈遭遇瓶颈的惋惜。

笔者去年11月在《中国商业评论》撰文称，横店资金链必定断裂。换言之，“上跳”可为缓兵之计，但绝不是长久之策。而对于吴英及本色集团如今之落迫下场，我们最应当密切关注的是本色集团的清产核资进程（先不说行政部门匆匆入主是否合理合法）。曾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的德隆集团处置后，实业资产大几乎悉数落入了国企口袋。本色集团无德隆之雄厚，但会不会遭德隆之宿命呢？

（张华 2007年情人节下午于南方日报社）

文/东方愚

前不久，浙江横店集团将异地重建圆明园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据媒体报道，横店集团将筹资200亿元，以1：1的比例，在东阳横店复建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园。一时间褒贬纷至沓来，然而诸多争论大都是从历史、文化及艺术的角度出发，却鲜有人深究闹剧导演者的真实目的。

一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

横店集团号称是影视娱乐业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2005年，横店集团实现销售总额147.5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166.68亿元。横店集团与时代华纳及中影集团合资组建的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投入巨资建设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成为国内影视行业迄今唯一的国家级“特区”，“中国好莱坞”已初具规模。在资本市场，横店同样出手不凡，由G康裕（000739）、G刚玉（000795）、横店东磁（002056）等A股上市公司组成的“横店系”初现端倪。此外，横店还拟将旗下影视娱乐业务在海外上市，争当中国首家海外上市的影视企业。

但是，6000亩、200亿元——重建圆明园一开始就给人虚张声势的感觉。首先，这项美其名曰“重现历史恢弘”、“鼓舞国人志气”的浩大工程最佳落地处“恰巧”就在横店本地，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其次，6000亩计划用地规模远远超出当地政府的审批权限，得到中央批准的成算几何？再次，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之大成的圆明园，仅建筑设计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横店如果真想再现圆明园之美景，应先掏十亿，请海内外专家设计、论证，有了全套的设计才谈得上选址和预算。看现在的势头，重建圆明园将是“边设计、边筹资、边建设”的“三边工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横店围绕圆明园项目构建的利益框架——以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为融资平台。

围绕这一事件的利益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扑朔迷离。笔者曾两次致电横店集团，被告知重建圆明园的不是横店集团，而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基金会是今年6月初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一个筹资机构。此后，此机构又拉扯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其签定协议，共同设立了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据悉，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公益性质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辅以专项投资。募集资金将以股权投资形式注入浙江横店中国圆明新园有限公司，基金会的股权投资收益将用于海外国宝回购等。

这一看似完满的路线图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是基金的主体可疑、责权混沌。公益基金在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一般由国际顶级银行做受托保管人、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程审计，职业化管理团队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督……而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横店集团原董事长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以公益旗号募集到的资金将投入与横店关联重重的交易中。圆明园建成后恐怕还得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就好比一个癌症治疗基金的管理人自己开着个肿瘤医院，而接受基金资助的病人必须把钱花在那家医院里。这样的“公益基金”会被捐赠人接受吗？

其次，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捐赠人是否会将钱投给横店建个假景观？慈善、公益类捐助不可能唱主角，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更不可能为这种“三边”项目烧钱。那么，谁会为这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埋单呢？横店心里最有数！

横店好梦如何成真？

从现实的角度看，200亿元资金如何到位？

通过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安排，实力强大的横店已把自己摆在只赚不赔的位置。美国华纳等“老江湖”也不会轻易投入重金。真正承担重任的是政府、银行和“拉郎配”的公有制企业。曾因《鸦片战争》的拍摄而在横店“无中生有”造出个“广州街”的徐文荣，此番难道会给自己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横店的如意算盘是：先以宏大的计划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圈占大片土地；然后大造舆论，把重建圆明园包装成中华振兴的象征。然后，一方面要挟中央政府批准其用地计划，另一方面吸引“手头富裕”、不明真相且对未来通过关联交易套利满怀憧憬的民企入伙。有了土地和启动资金（比如说3亿、5亿），就可以编造一个一期工程投入10亿的规划。7个亿的资金缺口自然由政府“协调”银行来解决。圆明园局部建成后，就可接待海内外剧组和观光游客，继续大造噱头、吸引眼球，再视情况陆续上二期、三期……最终，园子造成什么样不知道，银行贷款如何偿还也说不准，反正横店是名利双收了。

横店的美梦就是以民族感情为卖点，以全方位炒作来“忽悠”政府，让银行资金挑大梁，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不能不引起各地政府的警醒。在这个项目中，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变成了不良贷款。政府想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升级，但仍难控制阴霾丛生的态势和资本链断裂的后果。毕竟，一个项目气势再恢弘，也总要到市场上去接受检验。

200亿建个纯商业化迪斯尼乐园还有一点可能收回成本，而且建设运管都得由有成功经验的国际集团接手。而以往的事实证明：国内假景观、缩微景观的收益都不理想。

对于横店造园项目，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推算：200亿元中140亿为25年期贷款，年息5.5%，每年的还款额为10多亿，加上所得税等因素，每年的支出将更大。园子造成后，如果净利润率为20%，则每年园子的收入须达到50亿才能收支持平。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振兴地方经济、就业率、GDP是各地政府的兴奋点。而微硬盘、汽车、圆明园这样的大项目对急于出政绩的官员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对地方大员的考核方式存在漏洞。出了政绩就升迁、干砸了拉倒，微硬盘之类的项目还会不断在各地冒头。此次横店抛出的“圆明园”是对政府智慧的又一次挑战。

(刊发于11月期《中国商业评论》，编辑：李彤，原标题：横店造园：挑战政府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