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12月3日 东方早报特约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0/node62/userobject1ai43217.shtml

江南和两广地区在传统上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诞生过众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近三十年来，两地又领风气之先，不仅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龙头，也可谓是当下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摸索，很多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又会严重束缚企业家的创造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历来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当代的两地企业家在面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家气质，也很值得玩味。

珠三角的不少企业家擅长的是小变通，善于把握制度的变通性，在政策与制度的空隙间寻找发展的机会。那些多数习惯做“短线”、蛮赚一把就走的小企业主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以资本为王的知名企业家，也是屡屡游走于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例如昔日游走资本市场的高手，屡屡创造资本神话的顾雏军，以不到3个亿的资本撬动了138亿元的国有资产，其把玩政策变通性的本领不可谓不强。不过他最终在盲目的扩张中倒下，被公诉机关以“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甚至当庭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时。仅凭这一点，也注定了其必定落魄的宿命。类似的例子还有健力宝的张海等。

而最近广东佛山的焦点人物———“涂料大王”周伟彬被判缓刑，也为这种小变通提供了一个注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周伟彬此前常被稽查，罪名均为涉嫌逃税，最后因涉嫌逃税1500万元而陷入旋涡。在陆续缴上了税款后，11月29日周伟彬还是被判处缓刑（上图为周走出看守所）。

与珠三角企业家习惯性直来直去的脾性相比，长三角的企业主们就显得“精一些”，同样擅长资本运作，但更谙习政商语境。看看当下的红人分众传媒的老板江南春，与其说他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如说他的善于周旋与变通为其分众帝国打好了铺垫。相反，长三角“二度假归隐”的严介和，鲁莽中将苏商集团从江苏搬往上海，“胳膊腿往外撇”的他后来几乎身陷入囹圄，成为长三角变通为王的商业旋律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再比如在现在炽手可热的地产市场上，每每在广东拿地，地产公司挤破了头皮，拿地代价一浪高过一浪，今年9月11日，保利地产42亿元在广州拿下了两块地，当日，富力地产又以楼面价18729元/平方米的价格刷新广州地王纪录，11月末笔者采访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时，他讲到18729元背后“先拿下来再说”的插曲，并坦言这一价格远高于其预期。

而我们看看上海地产市场，今年国庆期间，花木地块突然花落星河湾（广州宏宇）──一年前因地产商叫价太高引起市场指责导致拍卖流产，一年后价格走低却迅速落入星河湾囊中，要知道这一年中花木地块房价涨了一倍多。看来，外地企业也开始利用长三角变通的商业氛围。

实际上，“变通”在当下的中国政商语境下，是一个偏重褒义的词汇。特别当外资汹涌而入、央企整体上市加速、国际板与创业板呼之欲出、市场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时，一个企业主不懂得变通几乎等同于坐以待毙。在产品、技术、服务之外，变通成为企业变革的引擎，史玉柱的几次转型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地产商到上海变通拿地一下，“变通”作为长三角企业家优势的特征在慢慢褪去，事实上，就算劳动力成本等一些要素，其地域的特征近两年也在弱化。一个公司完全可以同时在广东和上海扎营，扬长避短，各得其乐。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中国商业思维应当从原来的小变通向大变通的方向转型。小变通譬如项目优先、贷款优惠等，在小恩小惠的获取上“少食多餐”“碎步快跑”，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毕竟这种变通有为数不少的是行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大变通则是在小变通的基础上，从产业、商标、国际化等方面找寻到变通之道，学会大通融。

举个失败的变通案例。大家都知道卡通形象史努比，商业价值连城，然而，鲜有人知道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广东顺德马乐山老先生之手。随着史努比的更加走俏，去年的时候马乐山“变通”了一下，做了6万余个史努比模型，原因是当地相关部门建议上马一个旅游项目，然而项目没开始，史努比美国方就声称要打官司，因为马乐山“没有经过授权”，“变通计划”于是打了水漂。

我们常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或商业模式对比，比来比去会发现，有些时候一方走的弯路，另一方后来常常也要走一遍。换句话说，如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减弱，摆在面前的差异其实是阶段性的一种显现。变通是中国企业家不可或缺的精神，但如果还是在小变通的层次坐井观天，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难免会陷入疲于应付。所以只有学会大变通，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宏观的产业层次把握住企业发展的主脉，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立足之道。

文/东方愚

刊发于5月18日南方都市报，链接：这里

史努比是世界卡通史上最有名、最具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卡通形象，而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马乐山先生之手，种类超过一万多件，然而马先生却从来都是低调处世，没有刻意追求社会知名度与轰动效应。这一切都足以赢得世人尊敬，于是国内媒体誉其为“史努比爸爸”，用这一形象的称谓来形容他在国内及世界卡通界的地位。

马乐山其实是史努比的“儿子”。我不敢对马乐山老先生不敬，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一个形象称谓有其特定的视角，“史努比爸爸”显然是从做工流程角度讲的，海量的史努比手模出自马先生之手，这一称谓当之无愧；“史努比儿子”则可以从营销与产业链的角度来审视，虽然马先生作品丰厚无比，但在史努比全球品牌营销的链接上，仍然处于最底端。

还记得几年前美国商务部网站上一组关于“芭比娃娃”玩具的数据：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原材料成本只有0.65美元，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时总共增值9.34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在这块全球增值的大蛋糕中只分得了0.35美元，占不到4％，而美国玩具厂商和零售商得到的却是我们的23倍。我没能查到卡通行业的情景，但毋庸置疑，马乐山先生从风靡全球的卡通人物史努比身上得到的利润，与其在美国的品牌所有者相比，只是九牛之一毛。

这便是我将马乐山称之为“史努比儿子”的原因，他给数不清的史努比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人们看到史努比或许会想起马乐山，但是，马老先生没有史努比的品牌所有权，通俗地说，马先生其实是史努比品牌的“打工者”而已。换个角度来看，史努比这一品牌现如今涉及浴巾、挂毯等家用纺织品；卡通钟表、体育用品、主题电脑、手机促销、流行食品饮料促销、特色机车、主题公园等产业，每年的利润高达十几亿美元，靠的正是卡通商品授权。

所以深圳动漫产业基地、中山文笔山大风车旅游项目与马乐山最近遇到的“麻烦”，也便在情理之中了。美国联合菲彻辛迪加公司运用的是法律武器——除顺德某公园外，没有授权任何人在公园上使用史努比的商标及卡通图形，“未经我们委托人的授权，马乐山是没有权利擅自制作6万余个Snoopy模型的。”也就是说，正在热火朝天推广的中山文笔山大风车旅游项目其实涉嫌侵权。而中方代表运用的，却是情感性执词——“‘史努比爸爸’是大众和传媒给的，不想让叫就不叫”，而对授权一事含糊其辞。

不管马老先生有多么受人尊重，一旦打起官司来，法律是唯一准则，情分只能暂且靠边。有人会说，马老先生被美国佬“涮”了，为他们出够了力，最后却可能被告上法庭。在我看来，为人低调的马乐山，这次不是被美国佬涮了，而是被自己人给涮了——动漫产业基地、文笔山项目的承办方，甚至当地政府，只是急于考虑将本土名人马乐山的成果给产业化——毕竟是家乡人嘛，然而忽略了知识产权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管理学上有个“墨菲定律”，意思是说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可能引起更大的损失。虽然马乐山老先生或许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在卡通界打拼了一辈子，最后会趟上了这么一遭不明不白的浑水。但是即使换上张乐山、王乐山，哪怕名气与成就比马乐山还要大得多，只要地方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急功近利，官司该来的终究要来，到时候原来的畅想与产业畅想，或许只能是一场梦，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

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中国是一个创意人才辈出的国度。但唯一却是致命名的欠缺，便是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足。一方面就像现如今的史努比事件一样，深圳动漫产业基地与中山文笔山大风车项目即使欢天喜地开张了，前途仍在风雨飘摇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的流失，再提韩国争将端午节列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了，君不见，多少中国民间工艺渐渐销声匿迹，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冯骥才甚至曾在不同场合指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每一分钟都在流失。”揪人的是，许多中国的文化产品与民间工工艺，流失到国外后贴上人家的牌子，然后又以高价拿到中国市场上出售。这是何其大的反差？

在媒体对马乐山的热捧中，我抛出“史努比儿子”的论调，只是想充当“皇帝的新装”故事中说出事实真相的小男孩。进一步而言，马乐山当一回笔者笔下的“史努比儿子”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不能再继续为了招商引资，只是乐此不疲地沉浸于顾锣鼓声声而纵容侵权而淡漠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了——中国经济的深入转轨，载不动太多这么样沉重，因为它的机会成本实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