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文/东方愚

 

在日前再掀波澜的宗庆后“3亿元偷逃税门”事件中，据宗庆后4月15日所言，此乃达能秦鹏之“阴谋”，并称自己在去年10月已“主动”补交了两亿多元的税款与滞纳金。于是，现在坊间焦点集中在宗庆后被举报后才补交税是否构成违法。不过，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范易谋去年7月公开表示“宗庆后会在诉讼中度过余生”，如果达能真是想让宗庆后在阴沟里栽船，这种“暗示”岂不显得很滑稽？

 

有一种现象我们其实我们往往容易忽略，就是娃哈哈与达能每次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皮球总会踢给行政部门。以前当娃哈哈商标两者争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国家商标总局成为焦点，“娃哈哈诉国家商标总局”的假消息更是起到了闪风点火的作用。现在皮球又踢给了法院，关于宗庆后是否违法估计又要让有关部门大伤脑筋了。

 

在笔者看来，与其认为达娃两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不如说两者都习惯了采取一些“伤身不致命”的招数，将自己与对方谈判的筹码攒得高一些、更高一些。

 

笔者去年6月曾撰文称，娃哈哈与达能的和谈将是一场马拉松，两者的奇招怪术用之不竭，但肯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坐到谈判桌前。 “偷逃税门”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宗庆后表示与达能“不谈了”、 “彻底分手”。但次日达能否认各谈破裂，并甚为绅士地称“我们相信，这一税案与我们目前正在和宗先生进行的商谈没有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找到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同样，娃哈哈集团外联办主任卢东证实“谈还是要谈的”。

 

谈什么、怎么谈，这个问题无论对达娃双方，还是对旁观者来讲，都是一个老掉车的话题。去年4月宗庆后都自称把另立牌子这一“最坏打算”给晾了出来，其它和谈方式两者更是晒了再晒，结果无一例外是不欢而散。所以，进一步讲，与其认为两者每每在摩擦后仍回到谈判桌是无奈之举，不如说他们都在等利于自己的一个好时机的出现。

 

什么时机？行政部门明确表态的时机。事实上，达能与娃哈哈共同的可爱之处是，从一开始，他们都明白皮球踢给行政部门且得到与已本土相关行政部门的鼎立支持才是根本。然而各自的小算盘不约而同地落空了。

 

两起事件中可见一斑。一件是去年6月底我国商务部副部长在重庆一个报告会上痛斥海外一些媒体将娃哈哈视为“反面教材”。这种表态无疑极易被理解为商务部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公开支持，然而此后商务部再无涟漪，中立姿态持续至今。另一件是达能去年想借11月底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行，来就纠纷作个了断，可惜事情不了了之，达娃两方当时“希永久性解决争议”的希望扑空。

 

不过，争端并不是停滞不前。商标问题达能发现越扯越成浆糊，后来干脆避让了。而对于在合资公司中是进是退，以及共谋上市，达能现在也显得比较“灵活”。不过，如果就此称现在问题转入了股权的市场估值上，这种说法仍不够确切。在笔者看来，焦点当是未来达娃双方合谈出现突破性进展时，宗庆后各人持股的市场估值几何。

 

为何这样讲？3年前当谈到娃哈哈前身20年前的100%国企血统时，宗庆后称“国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投”，言辞背后是心态的不平衡。别忘了，宗庆后去年两会期间引爆“达娃之争”后许多，打的一直是情感牌、政治牌。夹杂在内外资企业强力博弈中的是宗庆后为自己过往劳作“一定要讨个说法”的旧式倔强，然这个“皮球”的重量非同小可。

 

从一点来看，达娃之争离结束还很远。（本文系国际航空报人物专栏文章）

 

 

附：之前关于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追踪评论：

东方愚：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姿态大不同（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打民族牌的年代渐行渐远（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南方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面临四种选择（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企业精神重构：美国精神的中国启示（中国商业评论）
东方愚：娃哈哈VS达能如何看浙江商帮集体失语（广州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辞职仍是欲擒故纵之举精明而不高明（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究竟是谁在跟谁抹黑（广州日报）
东方愚：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李东生与宗庆后的舍与得（国际航空报）

文/东方愚

    听说万通的楼盘也开始打些折扣了。看来冯仑“学习万科好榜样”始终不逾。5年前他提出这一口号作为新年献词，现在仍在喊，仍在做。不过回头看一下，王石“拐点论”之后的低价售楼行为其实被传虚了，为什么呢，一来万科的降价主要是在北京和广州，二来，要知道现在拿地成本比以前低了，比如2007年12月6日，广州市大批放地，然后热脸遭遇了冷屁股，12块地，两块因无人竞价而被政府收回，5块出现只有一家开发商竞价的景象而以底价成交。其它几块，也是场面平淡。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房价低一些，再正常不过，一些人上纲上线称“社会责任”使然，实在扯得太远了。

    我要讲的不是王石，而是王石的粉丝冯仑。以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叫《妥协浮世纷》，拿两个人物作对比，一个是顾雏军，一个是盛宣怀。顾雏军很“实在”，在法庭上曾当场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结果吃不了兜着走，没几人同情。盛宣怀是清朝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虽与有李鸿章罩着有关，但个人的变通连大盛宣怀20多岁的胡雪岩都不能比。

   变通，书面语叫“以退为进”，口头的翻译叫“扮猪吃虎”。这当然不是在抠字眼、论孙子兵法。把冯仑比作盛宣怀当然不妥，但他比顾雏军要聪明一百倍。从冯仑当年给牟其中当差时的不辞而别，与陈希同案发后，持有万通股份的案中人逃跑时向冯仑索要30万美金顺利到手，可以看出，走在河边不湿鞋固然重要，能一直穿着鞋、不去想着脱鞋，就难了。顾雏军最后想脱鞋，最后就栽到河里去了。

    这些都是江湖旧事，提一提过过嘴瘾尚可，说多了就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和“马后炮”的味道，令人不齿。再回到现在房价的问题上。王石的“拐点论”引起坊间争论，冯仑在此间，没有拿拐或不拐说事，不过他多次提到行业洗牌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未来几年内，国内的6万家地产企业，最多只有三五千家能活下去，其它的，要么改行，要么死掉。

   印象中持“洗牌论”的，先前有经济学家郎咸平，策划人王志纲等。洗牌，表面洗的是视力和实力，实质洗的是资源。谈资源就不能避开“变通”不说。这是冯仑的长项。你看一看，2007年房价涨的很凶，但王石与冯仑，从来都是“只涨不说”，什么也不说。倒是一些小的地产商放出“房价下跌会死人”的言论，听起来像模像样，其实是他们内心恐惧的一种映射。

    去年底开始，房价上涨的加速度确实小了，又临近春节，春节后不久又是两会，再加上现在宏调加紧，美国次债危机余波扩大，现在的地产商，又开始粉墨登场，表演。表演什么？装猪。“装猪”是为了“吃虎”。在这一项上，冯仑装的最隐蔽，潘石屹目前装的最直白。冯仑中性地说，现在政府和地产商关系进入了调整期。潘石屹则较活跃，一会是为廉租房呼吁，为二手房呐喊，一会又说作为北京人大代表“有压力”。但背后却为盘盘，如何顺着政府意图出奇招，（如冯仑所谓的“守正出奇”？），比如大量收购烂尾楼等。

     冯仑是在高调中低调，低调中高调。你看他写的《野蛮生长》，谈了许多江湖事，比如谈成克杰，陈希同，许多人都避开而不及，以此为讳言。但冯仑开讲了，而且讲了不少，但当你听完了，又发现他并没有讲什么“特别”的。所以我给朋友说，他的这本书，其实真正精彩的，他没有讲，也不便讲。同样，在现在地产行业转型的时候，精通变通之术的冯仑，真正的招术暂没多少人能看出来，能看见的，倒是他的娱乐，比如说“单身女青年推高了房价”等，再能看见的就是他到处“示弱”，天天宣讲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冯仑在其电子杂志《风马牛》中说，大家要适应英雄，“有一天万科有了纽约的男朋友，成神了，说什么都对，大家也要习惯”，他的“神化说”是拿章子怡打的前锋，于是冯仑说，“今天，你变成章子怡了吗？”有朋友说，冯仑对王石的神化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妥协，目的鞭策自己也变章子怡，越越万科。此言不差，冯仑可谓是个“妥协王子”，对政府，对媒体是“扮猪吃虎”，对同行如此也不难理解，那是一种英雄主义气概的阳谋。

东方愚

    达能亚太区总裁范易谋于1月15日，突然辞去了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

   看来合资公司董事长这个职务不好当。7个多月前的2007年6月7日，宗庆后也是突然辞去娃哈哈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之后便是范易谋接任。

   去年6月宗庆后辞职时，辞职信洋洋洒洒，长达5400余字，信中充斥着“虽辞犹荣”的霸气一方面提示合资公司生产和销售渠道均为自己所控制，另一方面，又“洒脱”地称，大不了另立山头！

    笔者当初把宗的这一行为称为 “破坏性开采”，并称宗庆后小看了达能的韧劲，达能肯定会据理力争，将商标诉讼等战争进行到底。

    事实证明我是错的。达能确实掀起过“大反攻”，并于去年10月称要“永久解决问题”，但结果还是“输”了；现在范易谋的黯然下台便是标志之一。范易谋败在对中国政经语境的不足够熟悉，仅起诉国家商标总局一事，他的宿命就已注定：必须由抗衡转向妥协。

    范易谋的辞职理由，达能的说法是，由于范易谋已于今年1月1日起担任达能全球首席运营官，不方便再掌管达娃合资公司具体事务。然而范易在谋则在寥寥两三百字的辞职信中不忘提示，很乐意继续担任我以前担任的合资公司副董事长之职。

    范易谋须妥协，但因有统领之名而无统领之实而被迫辞职，不能不说令人郁闷。相之形成鲜明对对比的是，去年6月宗庆后辞职时，在信中称，他曾于5月9日主动提出辞职，但达能“找政府协调要求我继续担任。”

    同样，在娃哈哈与达能轮番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去年12月21日，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出面，邀请中国商务部，一起主持了一场“达娃和谈会”召开，当天晚间11点，达娃发表联合声明，称停止对抗，握手言和。也可以说，范易谋现在的辞职是上月21日两者和谈内容的表现形式之一。

    毫无疑问，所有发生转折的节点，都有政府出面。娃哈哈与达能的命运，宗庆后欲擒故纵，玩转的是中国国情之“软武器”，达能的武器则是市场规划、法律等硬武器，结果宗庆后以柔克了刚。如果说现在对抉的局面发生了转变的话，那么宗庆后就此控制了局面吗？

    我看悬。范易谋无奈辞职或许只是一种权益之计。也可以说是以牙还牙，像当初的宗庆后一样以退为进。我们也可以想像到，“逼”着中法政府出现的宗庆后，达能后退一小步，他就往前迈一大步。尽管将来娃哈哈合资公司的控股权落到宗庆后手中几成定局；但宗庆后其实或许希望“飞的更高”，恨不将达能完全挤兑出局。

    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大。宗庆后反购达能在合资公司的股份，达能一定不高兴，但宗庆后届时又将使用拖延战术，让达能的亚洲整个布局受牵连。要知道，现在达能在亚洲尽管雄心勃勃，但却很尴尬，先是去年在中国与光明乳业分了手，不久又与蒙牛乳业保鲜乳制品合资项目终止，达能又与印度瓦迪亚家族遭遇类似纠纷，这致使达能的亚洲成绩单乏善可陈，去年上半年销售额只增长1.1％，远低于7.8％的欧洲增速。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集中是宗庆后可能重新任合资公司董事长后，会走什么棋，回购达能在合资公司中的股份也许真将提上桌面，达能如果无心恋战，只能以此方式，关键是宗应后会给出怎么样一个收购价。

    如果回购价很低，达能又会拍案而起，少不了又是一场硝烟，甚至两败俱伤。可以说，范易谋的辞职是妥协的开始，但绝非达娃两方达成了实质性和解的表现，普通话说的不赖的范易谋，正在“中国教材”中变得圆滑；但无论怎么讲，宗庆后都是最大的赢家。

文/东方愚

    “清清白白的汤唯干干净净地脱”，这是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新书《野蛮生长》的自序标题，他把民企比喻成《色，戒》中的王佳芝，近20年来民企地位跌宕起伏，但不乏“脱”的伟大、“干”的光荣的；言外之意，万通是其中之一。

     1月12日冯仑在“2008中国经营大师论坛”上继续着他的“色戒论”：不做三陪做汤唯，或者做个“夜总会的处女”。

    如果拍场地产版的《色，戒》大戏，万通演王佳芝，谁来演易先生呢？

    冯仑总结的民企与政府的最佳关系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就像王佳芝与易先生日久生情一样，企业家遇见政治家，应“择高处立”、“同心同德”，因为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冯仑多次提到模范王石，“企业和政府关系拿捏的很好；万科的首席研究员几乎天天帮政府做研究。”

    王佳芝与易先生是一对爱与恨的矛盾体。民企与政府也是。冯仑最欣慰之事与最遗憾之事都有此有关。最欣慰事是，当年离开南德，及时“炒”了政治欲无限膨胀的牟其中；最遗憾事是，2004年纽约世贸中心重建项目，因为政府审批冗繁而违约，最终被美方扫地出局，“就差了这七天啊，好可惜”，冯仑的惋惜沾满愤怒与无奈。

    正如踏入革命征途后的王佳芝不再是大学时那个疯狂的小姑娘一样，冯仑经过商业沉浮，看过牟其中的如日中天和锒铛入狱，于是成熟，与王佳芝一样学会妥协，谙习了以退为进。我的一位有朋友称冯仑之作是“妥协艺术茶座”。

    不过，既然妥协与艺术沾了边，看似灭了投机的火把，但由于迂回、阴柔，又可能萌生撒播新火种的“契机”。王佳芝的进攻只是拿自己做赌注，她的衣领里有药丸，随时准备自尽，充其量连累邝裕民等几个同学，而冯仑们执掌的是地产企业，企业上市后成为公众企业，这就意味着，当你下赌注时，可以将筹码摊薄给千千万万个邝裕民，即大众购房者和股民。

    如今地产界热闹程度不亚于娱乐圈，但当房价像脱了缰的烈马狂奔，为高房价和高股介埋单的，仍是普通民众。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谈到合伙人制度时，说了一句话“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事实上，现在的地产商向民众攻心的方式，正是“娱乐方式进入，严肃方式退出”──试举一例──冯仑在去年3月7日—22日三次买入自家股票20余万股，业界哗然，要知道正是半个月间万通股价大涨逾50%，不少股民追涨、高位接盘。

    不过冯仑安然无恙。或许多少年后你会说冯仑的这一行为是“原罪”，因为约束机制跟不上，你就不能盲目怪罪，甚至你还得“宽容”。莫非如冯仑在《野蛮生长》开篇“原罪”部分所称的，“我们需要有历史的大智慧，宽容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代价，宽容旧政策与僵化的机制”？

    正可谓一万个观众中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尽管改革开放30年，但中国的政经语境仍相对混沌，政策与体制的漏洞与瑕疵仍然不乏其数。于是又有朋友说冯仑之作是“投机启蒙鸡汤”。

    此投机当然是指冯仑所言的“守正出奇”。大的贪欲和阴谋终会暴露。其实冯仑无意间提到两个人，一个是*ST金泰连续42个涨停的缔造者黄俊钦，一个是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前者被略去了名字，但冯仑提及的一串数字颇值得玩味，后者冯仑将之与牟其中并论，称其同样将自己的事情往政治上扯，希望让领导人给其“翻案”，结果结局难控。

    对宗庆后这一“不相干”人物快意直评，看来，冯仑至少是真诚和直爽的，这一点又回归到了王佳芝的原生品质。除此之外，他还直言这些年联想被关起监狱的有12人，万通有2人；他不隐讳在陈希同案中的作为，当年陈案发后有人要逃跑，打电话向其索要30万美金，他给了，因为“有股份就应该给分红”；他更豪爽称，牟其中出来后将为他养老送终……

    余秋雨大赞冯仑新书是“近年认真读过的国内第一书”，一时被指为献媚之辞。不过余秋雨有句话很客观，就是说尽管冯仑拿商界的亲历说事，但他仍然只是“悄悄地讲了一点，大部分没有讲。”看来，对“挣钱像孙子，花钱像大爷，送钱像君子”之冯氏心经的深度剖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事实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商战的地方就有《色，戒》，易先生、王佳芝、邝裕民，一个都不会少。已故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生前常说，人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如今的地产界，政商边际依然模糊，寡头垄断特征愈加明显，明争暗斗轮番升级，野蛮生长的冯仑和他的万通王国，抡刀挥枪正酣畅，但他谢幕时背影是否将优雅，或许连冯仑自己都不敢下定论；唯一明了的是他在《野蛮生长》中反复提到的，“环境改变人不变，会死的很快。”

文/东方愚 10月29日 广州日报

娃哈哈与达能之争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不过有趣的是，随着事件的进展，一些“裸泳者”被逼上了岸，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便是其中之一。

李肃是半路杀进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中的。今年6月中旬，李肃向达能发出交涉令，力陈其“妨碍中国经济安全”等罪状，而后向达能发出责令其“改正行为”的律师函；又于今年9月初向国家商务部和工商总局提交申诉报告，要求“审查达能”。期间，作为“焦点人物”的李肃频繁参与各种论坛、研讨会时，均高举民族大旗，大力声援支持娃哈哈、支持光明，讨伐达能，诸如此类。

李肃的原始武器，是其当初持有的100股光明乳业（600597）的股票，这使得他有了光明乳业小股东的身份。当时宗庆后与范易谋正斗的酣畅，光明突然插了一扛子，不知情者以为王佳芬（光明董事长）有意掺合进来，而细心的人则纷纷揣测，这不过是李肃导游的一场戏罢了，笔者也于《“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一文中称，李肃之举并非是为光明前途忧，而是在炮制一场商业策划，以达到营销自己及和君创业的目的。

如果当时还仅仅是揣测的话，那么光明与达能日前的分手，则是对昔日李肃豪情万丈的莫大讽刺。10月16日，光明乳业发布公告称，将达能所持20.01%的光明乳业股份全部转让给光明的两大东家上海牛奶和上实控股，且终止与达能在商标及技术许可协议方面的合作。按说，达能退出光明了，曾为光明振避臂一呼的李肃就“胜利”了，然而这个时候他为何却“失语”了呢？

据悉，达能放弃光明，是在兑现去年底与蒙牛签署的“排外”协议，当时业内就有人预言，达能入主蒙牛后，与光明分手是迟早的事。而近日光明的新闻发言人龚妍奇也称，两者分手是“基于各自发展战略的需要”。而这一切，显然是李肃所事先不熟悉的，换句话说，李肃抑或知道达能与光明早晚要分手，但没想到会这么快，以至于他的炒作中场就打了折扣。

假如李肃不是受人所差搞系列动作，那么事实的真相无疑是一场“搭便车”式的炒作。他把达能与娃哈哈、光明的纷争，都当作自己的佐料，后来他频繁上镜，甚至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诉，都不过是想通过媒体添柴加火，继续烹饪好自己的大餐罢了。

都说搞咨询的善于煽情，李肃这下算是树立了“标杆”。李肃的“聪明”之处更在于，他站对了队──达能与娃哈哈打了无数个会合，政府脸色成为最后的参照物。尽管我方在与法国方面进行相关交涉时态度都比较温和，比如称不干涉企业间并购，但却在无意中流露了对娃哈哈的支持，比如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6月26号批评国外媒体给中国企业抹黑，实则是对娃哈哈及宗庆后的隐性支持。有了这种表态，李肃不屑于“契约精神说”而大打民族产业牌，底气自然足多了。

可以说，李肃之“成”，在于像宗庆后当初一样，将商业问题民族情绪化，甚至政治化，而李肃的“败”，也正在于此。当宗庆后当初将娃哈哈与达能之争政治化的那一刻，就注定最终的结果是互相妥协。最近上海超市中娃哈哈呦呦奶咖悄然换装，宗庆后将原娃哈哈商标替换为“启力”，这显然是妥协之举；我们尚且不知达能是否也做了何种妥协，但至少预示着原来双方的横眉冷对，向退让一步的格局转变成为了现实。 达能与光明、娃哈哈，都退让一步，尴尬的李肃就没位置了，“裸泳”的真面目暴露无疑，难怪他最近也不出来豪言壮语了。

“搭便车”炒作或许能收获大效果，但蚍蜉憾树却不合时宜，李肃搬起的石头注定要砸自己的脚了。IT领域，最近听说一公司于阿里巴巴公开发售当日，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阿里巴巴，要求其停止使用“阿里巴巴”商标，看来“搭便车”炒作者前仆后继啊，不能不令人贻笑大方。

附：之前关于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追踪评论：

东方愚：宗庆后与鲁冠球：一样担忧两种心境（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姿态大不同（上海证券报）

东方愚：打民族牌的年代渐行渐远（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南方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面临四种选择（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企业精神重构：美国精神的中国启示（中国商业评论）

东方愚：娃哈哈VS达能如何看浙江商帮集体失语（广州日报）

东方愚：宗庆后辞职仍是欲擒故纵之举精明而不高明（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究竟是谁在跟谁抹黑（广州日报）

东方愚：光明与达能之争背后有玄机（每日经济新闻）

东方愚：李东生与宗庆后的舍与得（国际航空报）

东方愚 7月4日 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nbd.com.cn/_NewShow.aspx?D_ID=72772

如果皇上不急太监急，那么这太监要么真的很忠诚，要么只是想乘机作场秀。娃哈哈与达能的恩怨未了，光明乳业突然蹦入人们眼帘，不知情者以为王佳芬（光明董事长）真的掺合进来了，稍为细心一点的人就会发现，所谓“光明与达能”之争，不过是和君创业这一咨询公司的大老板李肃导演的一场戏罢了，而李肃这一“创意”是原创还是受人旨意，也值得推敲。

据新京报报道，和君创业的总裁李肃证实和君仅持有100股的光明乳业（600597）。正是这100股的光明股票，使得李肃义正辞严地于6月中旬以光明乳业股东的身份向达能发出“交涉令”，力陈达能在“妨碍中国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四宗罪，并称对达能进行一切可能的法律诉讼及检举。果不其然，和君于6月25日正式向达能发出了律师函，以达能在国内多家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董事会中占有席位为由，要求达能“改正”自己的行为。

如李肃与其代理律师所言，达能确实收购了七家中国本土知名品牌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且在相互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企业中均占有董事会席位，但我国当下的法律并没有限制行业内部多家上市公司从事同一产品，而参股股东在行业内“触角”过长是否违反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取法律的真空，加诸“民族产业之安全考虑”的噱头，李肃并不是为光明前途和自己利益担忧，李肃表现出来的“包青天”的姿态和自圆其说的措辞背后，可能有其它动机。

动机之一是借机炒作自己，提升和君创业的知名度。对咨询公司来说，人气与知名度至关重要。聪明的李肃抓住达能并购事件，搞起品牌推广。想必王佳芬看到李肃此举，定会哭笑不得，因为虽然李肃在“挂羊头、卖狗肉”，但由于他提出的是“真问题”，所以只能挣一只眼、闭一只眼，支持也不是，辟谣亦不妥。而李肃呼吁更多的光明乳业股东响应自己所谓的“法律行动”，似乎有将这次行动做大、做足的意图，无疑是想给达能“施压”，迫其回应，从而为自己的营销推广“添彩”，即使达能“以毒攻毒”反诉和君，李肃即使输了，权当是在为自己的策划埋单，毕竟目的达到了。

动机之二是“帮”宗庆后“一个小忙”。娃哈哈与达能之争发展到现在，宗庆后动用了几乎所有的软硬武器，民族感情、员工及经销商的力挺、省外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驰援，都显得铿锵有力。但对宗庆后来说，这些显然还不够，商务部及浙江政府的表态，行业内兄弟企业的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至关重要。虽然商务部副部长6月26号口头表态了对宗庆后的支持并批评国外媒体在给中国企业“抹黑”，但这种表态浸淫的外交辞令色彩比较浓，浙江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行业内，除了叶红汉代表健力宝有气无力表达了一声动摇外，再无其它声音。

李肃与宗庆后之间的关联度如何笔者不得而知，也尚无明确的证据表明李肃所为是受宗的指示。但李肃与宗庆后在“倒达”上的手法与姿态却出奇地相似。都是高高地举起产业安全与民族感情的大旗，都是扮出“法官”的姿态“宣判”达能违反了法律；同样，与宗庆后辞去合资董事长一职之“破坏性开采”手法一样，李肃打着维护光明乳业利益不被娃哈哈与达能合资公司侵犯的名义，恰恰可能是想拉着光明乳业站到支持娃哈哈和宗庆后的“队列”中来，这显然也是一种欲擒故纵之招。

其实光明乳业与娃哈哈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是由国资、外资、民营资本组成的产权多元化的企业，比如有着相同的尴尬境况——光明有技术优势，娃哈哈有渠道优势，而这两种优势背后是致命的的资金劣势，之前两者与达能合作，则都是看中了达能的资本实力，现在虽然为娃哈哈的品牌归属所伤所累，但多元化经营离不开资金流的强力支撑，光明现在同样需要钱，去年伊利、蒙牛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163.39亿元、162.46亿元，而光明仅为72.1亿元，三鹿后来者居上，营收为87亿元，也超过了光明。如此来看，娃哈哈与光明乳业的境遇相当，站到同一“队列”似乎无碍大局、无伤大雅，但如果是通过“李肃们”的走穴而牵强地站在了一起，性质就另当别论了。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光明掌门人王佳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表态值得密切关注。

产业安全重不重要？重要。外资恶意并购应不应限。应当。问题是，产业安全不能每每成了个别企业牟取私利或混淆是非的道具，而“恶意并购”面前，行业内本土企业或相关企业要么欲擒故纵，要么尔愚我诈，像去年8月底曾一度在市场上兵戎相见的爱仕达、双喜、顺发等六家炊具企业突然的“抱成一团”，再如今日宗庆后想博得“战略伙伴”所采取的“阳谋”，看起来都挺真诚，但无一不缺乏原生性的合作基础。或许是特殊的政经语境造就了这种非常规的企业生态，但多从自身找找原因，至少能让你的作秀或算计之姿更优美吧。

东方愚

在美国，有人把形形色色的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

然而在香港，有一名明星人物，不但同时跨在了红、黑、黄三道，而且都曾在或正在每一条道上做到了卓越，他便是香港利丰集团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曾任香港贸发局主席和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的冯国经博士。

对冯国经“三栖之道”的剖析，不但可以让我们鸟瞰香港政、商、学界过往的历史缩影，更对内地政经体制深入转轨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坦途官道中的香港“管家”

2005年3月，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接任为署理行政长官，冯国经在一次午宴中表示，与曾认识多年，甚是赞赏其视野与魄力，然后转称佩服董建华“做事没有私心”，过去七年勤勉施政。

如果就这一片段去捕捉冯国经的秉性，直观捕捉到的可能是对为官之道的游刃有余、左右逢源。这话不假，不过也只说对了一半。冯国经有极强的政治敏锐性不假，但无论他曾任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还是贸发局主席，他其实更像是一位乐此不疲的“管家”，在既定的政治轨迹中，多做事，多做一些“实事”。

譬如，机场管理局的角色是监管香港国际机场的运作，冯国经热衷于极推进机场管理局的上市，而作为被曾荫权定位为香港未来的一个“关键推进器”的香港贸发局的掌门人，冯国经更是积极利用这一平台，为香港中小企业的全球化筑路添瓦。

他在政治生涯上的选择抑或源于他对自己的准确定位，而他在推进香港发展道路上的思路与建议，同样源于他对香港自身优劣势的熟悉。冯国经谈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时，直言香港产品的高价并无值得指责之处，要比的不是价钱，而是服务、高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就是企业对企业的服务”。

所谓企业对企业的服务，言外之意，贸发局的作用即为为企业做“嫁衣”。这种理念为冯国经自始至终所秉承。相比之下，内地不少省市的地方政府，虽然也曾在做着类似的努力，然而许多时候总在经意与不经意间扭曲，嫁接变成了走秀，服务变成了炫耀政绩，企业不但没有在市场中找到所需，反而成为寻租者的自动揩油机。

事实上，贸发局之所以被公认为香港发展的“关键推进器”，与贸发局本身的治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香港贸发局的最高决策层是理事会，然而20位左右的理事会成员中，大都为一些商业领袖与资深金融家，政府官员仅两名，并且不可以决定贸发局的日常决策。除此之外，贸发局必须时刻受公众与立法会的监督，比如其每年的年度报告，必须经立法会公开听证后方能通过。

内部机理大相迥异，思维方式与行为取向的差异或许在情理之中。我们无法揣测，如果冯国经昔日担任的是内地的外经贸部门的要员，他的政治生命轨迹会是怎样，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如果现今内地的经贸、商务部门与官员能积极借鉴香港贸发局及冯国经的作法的话，一定能比香港做的更好、更为全球所瞩目。然而这一天的到来会有多远呢？

称竞争对手为小公司的“离奇商贾”

2006年《蒙代尔》杂志“中国十大兄弟富豪榜”上，来自中国香港的三对兄弟囊括前三甲，执掌香港最大贸易集团——利丰集团的冯国经、冯国纶兄弟以330亿位居第二。利丰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分别在香港联交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同时，冯国经还担任中银香港控股、电讯盈科、新鸿基等多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2005年10月，冯国经又接受内地国资委的聘书，出任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之一。

正如冯国经所言，在战略决策上，许多东西是相通的，是可以相互借鉴的。领导香港机场管理局和香港贸发局的经验，同样可以运用到执掌利丰集团的过程中。按一般思路来讲，如此庞大的企业，其供货商、经销商一定也具有某种“先天性”的竞争优势，所谓强强联合，强者愈强，利丰在香港商贸界的“垄断地位”是不是无可比拟呢？

冯国经给出的答案可能出乎大多数的意料，他认为利丰的竞争对手是那些“创业不久、有创新精神的小公司”，因为必须“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

管理学中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决定一个木桶容量大小的，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冯国经在掌舵利丰过程中，贯彻的正是这种原则。一些细节性、关键性的元素，恰恰可能是对企业命运影响和制约最大的元素。

利丰从原先赚取佣金的一般贸易商，转变为价值整合大亨，他是托马斯•弗里德曼之“世界是平的”理念的践行者。2006年11月，冯国经在复旦大学做了“在扁平世界中竞争” 的主题演讲，讲述了利丰价值链管理的经验。细节、整合，是其提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

这使我突然记起前几日到现场听取的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陈国青教授的一个案例——广东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前几年花2000万上马ERP项目，两年后陈到企业去交流，问其项目收益，该企业老总直言“ERP根本没啥用！·随即又诡异地称，“但后来在市场推广中把ERP作了一卖点，收益倒是远超过了2000万！”

这是一个现实版的黑色幽默，但却是内地不少巨头企业的本真写真。成天吆喝的价值链管理可能只是一句空口号，或是用以炫耀、忽悠的资本。另一方面，一些明星企业契约意识淡薄，霸权思维依然浓重，重名誉轻运营、重寻租轻市场，虽然博得掌声雷动，但其可持续性却乏善可陈。这无疑值得我们反思。

学院情怀与惜才意识

冯国经还曾担任（或正在担任）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商学院荣誉教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等职，或许正如其所言，冯国经自身的经历就是“世界是扁平的”的微观写照，曾担任哈佛大学教授，二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外，但他后来在香港担任贸发局主席等职时，仍常到高校与学子交流。

这种交流绝非现代电影中的“友情客串”，亦非像内地一些专家学者到高校的跑穴与走秀，冯国经常在不同场合声称，“人才是香港成败的关键”。他曾在香港总商会演讲时，提高香港要保持竞争力亟需提升的“四大流量”，即货物、资金、资讯和人才。这正是他常“偷闲”到院校中与青年学子共切磋的原生推动力，也是他常与港府政要们商榷引进全球人才，特别是内地人才的考虑所在。

“冯氏财富”的原始启示

香港回归十周年，举国正欢庆。特别今年6月6日，《纽约时报》刊文称“英国统治香港的遗迹将要消失,而无人对此感到悲哀”时，国人振奋，同时当《时代》周刊（亚洲版）今年6月细述香港回归后的盛状时，国内一些媒体再次将“矛头”指向1995年曾12年前曾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的美国权威杂志《财富》，并称“《时代》”用整整25的篇幅承认其姊妹杂志《财富》当年报道错误”诸如此类。这种思维与报道抑或能博得国人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这又是什么样的一种自豪感呢？自恋包裹着自大。

真正的欢庆，应该是细致入微的务实而为，而非汹涌澎湃的情感用事。而回顾冯国经在香港舞台上的身影，无论为官、为商还是为学，自始至终一条或明或暗的准则便是“用行动说话”与“从细节着手”。十来来香港风云变幻却仍旧魁伟，与视政府要职为小管家，定位竞争对手为小公司一类的“冯氏人物”的存在不无干系，其余民族感情等等，只是被戴了高帽的灰姑娘而已，拿来大肆宣扬，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香港会发展的更好、更快，这简直是一条铁律，而内地能否从冯氏财富中得到些许启示，能否从香港经验中分得一杯羹，并谦虚地消化、实践，却不得而知。唯一可知的是，历史的轮子不会为你的务虚而停滞下来给你弥补的机会。

文/东方愚

由于“政府的要求”（宗庆后语），闹的沸沸扬扬的达能并购娃哈哈其他非合资公司51%股份事件，战斗双方终于暂时偃旗息鼓。这无疑是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如今喜闻乐见的——一度占尽上风的他，在不久前达能向传媒呈现白字黑字的合约面前已开始疲软。

虽然基于中国特殊的政商语境，娃哈哈最后赢得“战争”甚至逐步将达能完全挤兑出局的的可能性极大。但故弄玄虚、欲擒故纵的宗庆后无论如何也令人贻笑大方。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在娃哈哈与达能硝烟滚滚的整个论战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位浙商代表表示公开支援。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讲——如何看待浙江商帮的“集体失语”呢？

现在人们习惯了以地域来识别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闽南商帮、苏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就像明清十大商帮，同域、乡谊和血缘关系使得他们之间有了一条无形的纽带，为集体贴金的同时自己也往往名利双收。实际上，无论是当初地方政府的无为而治还是后来的适度干预，商帮的变迁，同时也是行政元素的变迁过程。

问题是，当下外资、民企与国资或明或暗的博弈过程中，利益格局在重构，行政力量与过往方式和程度完全一样的对商帮的干预，却可能起到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后果。与此同时，民资在这种利益格局中往往处于相对劣势，一些企业反倒有意无意利用“行政关怀”，或抓住时机与之联起手来大搞寻租，或炮制挡箭牌抵制外资。

宗庆后大致属于后者。回顾一下春节以来他所出的牌，不管是两会期间关于限外的提案，还是打着保卫民族品牌的旗号煽动民众感情，以至于到最后自称达能当时搞的是“阴暗合同”时也不忘把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诸多行为要么赤裸裸地沾满行政色彩，要么有意向行政层面靠拢。

有人说，宗庆后是很怪的浙商，只能当作个案对待。我不这样认为。宗庆后即使不出现，“张庆后”、“李庆后”也会出现。要知道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企业层面，而在于行政信号。对于4月13日浙江外的许多地方政府“不约而同”表示对娃哈哈和宗庆后强力支持。我们虽不能妄自猜测这些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受上一级甚至更高一级政府的指派而为，但它等于提前强化了我们的预测，即行政力量将成为娃哈哈命运多桀的终归者，赢者必是宗庆后。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再与外资合作中出现了问题，其它民企都可以“学习”宗氏作法，把对方给搞到不利境地呢？答应也是否定的——法国只有一个“达能”，但中国有多个不同类型的“娃哈哈”，盲目东施效颦，想拉行政因子下水，到最后自己可能反倒被踢出了局——因为高层及地方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与偏好现在并不明朗。

这样两种情况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中国现在的商帮文化不断遭遇瓦解。一来，中国现在的利益重构是以利益而非原则为导向的，甚至“利益”也是混沌的利益。二来，在这个重构过程中，霓虹灯下的商帮许多时候恰恰是集体性权力缺失的，结果导致个体变异；比如一个地方狙击温州炒房团，炒房团表面上撤离的表相背后，往往是联姻外资、权力寻租等个体多样性的演变。

中国的商帮文化在变迁，“浙江商帮”“山东商帮”等商帮等概念已渐成伪命题（ “新浙商”“新粤商”的提法无疑更令人反感），包括许多人总结的“诚信”“仁义”“宽厚”等不同商帮的性格特征，也不过是以偏概全、囫囵吞枣的个人看法而已，与现实差的太远。

娃哈哈事件打了商帮文化一巴掌，以地域来剖析商人群体行为的习惯，有必要修正为以利益，特别是不同取向的行政利益为核心来重新解构了——我们的原则政治和契约精神之路究竟在哪里呢？

东方愚 4月13日 每日经济新闻 http://www.nbd.com.cn/_NewShow.aspx?D_ID=65831

　 宗庆后欲擒故纵未能得逞，他没有想到达能竟把包含企业财产转移申报表等内容的11年前双方签定的合同拿出来晾给传媒。好在之后宗庆后没再搞什么煽情动作。这件事预示着，希冀靠民众情绪情来改变利益博弈格局的年代已渐行渐远。

　　宗庆后下一步棋怎么走值得探究，他现在面临着四种选择。

　　第一种，拿非合资公司的股份，换达能旗下的其它牌子。比如乐百氏。达能最希望这样，在4月5日董事会上，达能就提出这样的建议，宗庆后断然回绝。这是让宗庆后拱手让出娃哈哈帝国，接手一个日薄西山的品牌。这一种策略是下下策。

　　第二种，另立山头。虽然宗庆后把另立品牌称为“最坏的打算”，但在无形中却又将之视为一箭双雕之举：带领自己的经营管理团队、经销商安全退出，另打新品牌，而达能管理能力的短板让他有可能日后以低价赎回娃哈哈品牌。宗庆后这种想法属于“破坏性开采”。值得注意的是，凭宗庆后专断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放弃娃哈哈；而娃哈哈缺了宗庆后到底玩不玩得转，我想没有必然关联。目前达能已被贴上经营和管理不善的标签，现在达能全球业务以中国为重，如果其经营能力与本土适应能力跟不上，那么，达能只能在食品行业进行资本运作，这意味着达能面临重大转型。达能的短板并非难以弥补。宗庆后的这一策略冒险系数极大，同属下策。

　　第三种，束手就擒，届时履约，娃哈哈被达能完全控股。这一策略听起来很晦气，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宗庆后是个精明人，如果价格不合适当初自然不会签合约。签了合约又喊冤，博得同情的同时也会招来鄙视，再说感情无法取代法律，毕竟娃哈哈不是徐工；这一点宗庆后当然明白。另一我们应该注意到，无论宗庆后还是范易谋，虽先后把一些所谓机密亮了出来，但一些关键细节皆含混有加。

　　第四种，靠外力把达能给挤兑出去。这种苗头由来已久，也是宗庆后最希望发生的，属上上策。他借用两股外力，一是限外政策，二是民众感情。现在看来都不太奏效。商务部的表态很中性，浙江经委昨天也表示不会介入。可以说，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在持有娃哈哈的股份，是宗庆后最高兴也是最郁闷的。最高兴的是必要的时候或许政府或可“支持一把”，郁闷的是现在政府的表态对他很“不利”。

　　第四种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极大，双方坐到谈判桌前定出一个合理的补偿价格而后收归囊中。浙江政府方面现在的表态未必能从一而终，如果法国政府再往前挪一小步，中方就有足够理由踢你一大脚。近几日笔者在浙江与几位民企老板聊天，对于宗庆后的欲擒故纵，他们大都表示不认同。但他们同时认为宗庆后虽然签了约，绝不会就此把娃哈哈拱手让出，个中的隐喻不言自明。

　　商务部日前批准了苏泊尔并购案，SEB将持有苏泊尔52.74%至61%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去年爱仕达等企业搞的口水战彻底偃旗息鼓。商务部对外资并购的态度虽以中立为多，但信号确相当明显。现在焦点落到了浙江政府头上。如何在规则与保护民族品牌之间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是此次事件一大看点。

附：东方愚：娃哈哈“偷袭营销”砸了自己的脚 东方愚：娃哈哈与碧桂园：保身总相宜 姿态大不同

后记：13日早上上网，看到关于娃哈哈事件的一个重要信号。就是继娃哈哈职工和经销商发表声明表示支援宗庆后后，现在浙江省外的许多地方政府，陆续开始致函支持娃哈哈，这会儿看到的有湖北省红安县人民政府、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政府、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等。另一件事是，娃哈哈今天发表声明，把皮球踢给了国家商标总局，说达能提供的是阴阳合同，“不仅是欺骗政府监管部门，更是漠视中国法律的行为。”“是无效的”。这是种很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不是浙江政府，但至少表明，行政力量开始或即将被迫在事件中发力了。可见宗庆后的民族牌、感情牌还没有打完。也旁证了我的预测，最终起决定性力量的，将是行政元素；浙江政府现在其实是在观望，以静制动。


附：4月13日娃哈哈声明：

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的事实真相

　　一、合资公司达能取得控股权的缘由

　　1996年香港百富勤与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洽谈投资合作，随后又拉进战略合作者达能集团一起来洽谈合作，洽谈成娃哈哈食品集团公司与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限公司以现有厂房、设备、土地出资，香港百富勤与达能以现金出资组建五家合资公司，在正式签订合资公司合同时，改为百富勤与达能在新加坡组建的金加投资公司投入，形成娃哈哈占49%，金加公司占51%的合资公司。由百富勤的梁伯韬先生出任首届董事，达能方秦鹏与杜海德出任董事。96年百富勤改派霍建华为董事，98年4月百富勤的董事改由达能方派出的董事替代，事后才知道百富勤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已将股权出售给了达能，金加投资公司变成了达能独家控股公司。因此，娃哈哈与达能的合资公司变成了达能控股公司。当初娃哈哈由于接受了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合资后丧失了经营控制权与损害了员工利益的教训，重点关注的是经营权与员工的利益，而且亦不懂资本运作那一套游戏规则，因此，百富勤出售股权给达能时，由于其是出售金加的股权，因此，根本不需征求中方的意见，中方亦没有机会取得控股权。从目前的情况看来，达能当初实际上就是在有预谋地为中方设计了一个陷阱，实现了其资本控制的目的。

　　二、娃哈哈与达能关于商标权纠纷的真相

　　达能方向媒体申明，当时签订合资合同的同时，签订了商标转让协议，而且是经过政府盖章同意的，因此，合资公司拥有商标的所有权，而由于在商标的有关变更权、商标所有权变更登记没有完全确定下来的情况下，签订了合资企业独家拥有娃哈哈商标使用权的使用合同。事实上，娃哈哈确实与合资公司签订了商标转让协议，地方政府亦同意盖了章，但是地方政府盖章同意的权限是同意娃哈哈向国家商标局申请转让，而真正的审批权是属于国家商标局。娃哈哈报批后，国家商标局从保护自己民族的驰名商标与知名品牌的角度出发，未予批准，因此，该商标转让协议并未生效。外方也曾到商标局交涉，知道商标局没有批准以及不批准商标转让协议的原因，故其又要求签署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名义上虽然是许可，而实质却是一份变相的转让协议，剥夺了中方的所有权，规定了中方使用商标需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同意方可使用的限制条款。外方知道，根据当时的商标法律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也必须强制备案，这份变相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同样不可能获得商标局的批准。因此，其又提出两份内容完全不一致的、上报商标局备案与实际执行亦不一致的阴阳合同，而且要求中方强制执行未到商标局备案的合同，不仅是欺骗政府监管部门，更是漠视中国法律的行为。而根据当时强制备案的要求，未到商标局备案的合同是无效的，有效的应当是按照当时上报备案的简式合同，而该有效合同对中方并没有相关的限制性条款，而且该份有效合同中规定了商标许可使用期限为商标有效期(根据商标法规定，商标有效期限为十年)，因此，从1999年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署到现在，许可期限也基本届满。

　　由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最初许可的是娃哈哈与金加合资公司，而十年来，我司与达能成立的三十九家合资企业中，除了原来的达能金加公司外，还有其他三家达能投资公司，已远远超出了原来娃哈哈金加合资公司的范围，故双方在2005年10月又签署了该合同的《第一号修订协议》，扩大原合同的许可与再被许可的产品范围，并将原娃哈哈金加合资公司变更为娃哈哈达能合资公司，但并没有增加许可费用。

　　以上就是达能方向媒体申明的三次修改合同的过程，事实上双方三次修改的并不是合资合同，而是当时签订合资合同同时签订的商标转让协议。

附：浙江省外地方政府声援宗庆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