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张海辩护律师4月23日援引“顾雏军案”中法院对其挪用资金罪的判决，为张海进行无罪辩护；而张海在法庭上，除了据理力争外，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对于此前他对其中一位股东侵占国有资产的举证，他表示那完全是因为自己在获悉一审判决15年后的冲动行为，“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互相谅解了”。

      正可谓彪悍与温柔兼用。彪悍地引用顾雏军案的判例，因为这是最后的稻草，抓好了，“侵占”“挪用”这些罪名或将化为子虚乌有，所以张海在法庭上称自己是“替罪羊”。温柔地称互相举证是一时冲动，这同样是高明之处，所谓引发为戒，还记得顾雏军昔日在法庭上的表现吗----当庭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让在座者无不瞠目结舌。

    一言以蔽之，张海现在比顾雏军更懂得妥协。这使我想起来清朝“红顶商人”盛宣怀，他当年不惜隐患累积而大借外债，但他说，“虽如扁舟荡漾在风浪中，但无论如何颠簸，必须想到登岸时光景”；缘何如此从容？皆因他在破与立上把捏了一个很好的度。

    袁世凯上台后，盛宣怀预感不妙，但是当袁大头一上台就要另办一个国家银行以取代盛宣怀的通商银行时，他便拿出银行发展方略与袁力争，尽管袁不加理睬，但整个过程中，盛宣怀没有与袁世凯发生过正面的激烈交锋。所以后人说，盛宣怀因此失去了不少东西，但他得到的更多。

　　顾雏军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他当庭喊出许多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这种脾性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失败民营企业家的代表。现在张海无疑将顾雏军的教训吸收的淋漓尽致，所谓解决股东之间矛盾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言外之意即，各退一步，放对方一马，也好放自己一马。

    有人说这种作法未必奏效，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张海的这种妥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言，其实是谈判的一个筹码，而按照“囚徒困境”，即便合作对双方都有利，但最终未必会做如此选择。

    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是一对双喜冤家，但民企今非昔比，在与行政部门的博弈中，总能抓住其一根“小辫子”，最终的结果是，不合作也得合作，收回冲动，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这也是破与立的揉合。

    清朝另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比盛宣怀年长21岁，最后几乎不剩几个子儿，落魄收场，连10多名妻妾也各自散去。原因何在？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各自抱的“大腿”风格迥异。胡雪岩的左宗棠是一个“搅屎棍”———见文官时骂，见武官时骂，见外客时也骂；吃饭时骂，睡觉前骂。“这种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左宗棠内心的无比焦虑。”（张鸣语），而盛宣怀的后台李鸿章，却擅长委协，精于“双赢”之道。

    笔者曾言，对于眼下中国民企的原罪问题，择机了断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民企以史为鉴，学着与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对于接踵而来的封侯进爵般的政治贴金，学着选择长远投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张海深谙此间之奥妙，所以躲过劫难几成定局。与其说他比顾雏军幸运，不如说是现在依旧混沌的政商关系给了他脱身的机会。

东方愚 12月3日 东方早报特约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0/node62/userobject1ai43217.shtml

江南和两广地区在传统上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诞生过众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近三十年来，两地又领风气之先，不仅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龙头，也可谓是当下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摸索，很多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又会严重束缚企业家的创造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历来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当代的两地企业家在面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家气质，也很值得玩味。

珠三角的不少企业家擅长的是小变通，善于把握制度的变通性，在政策与制度的空隙间寻找发展的机会。那些多数习惯做“短线”、蛮赚一把就走的小企业主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以资本为王的知名企业家，也是屡屡游走于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例如昔日游走资本市场的高手，屡屡创造资本神话的顾雏军，以不到3个亿的资本撬动了138亿元的国有资产，其把玩政策变通性的本领不可谓不强。不过他最终在盲目的扩张中倒下，被公诉机关以“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甚至当庭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时。仅凭这一点，也注定了其必定落魄的宿命。类似的例子还有健力宝的张海等。

而最近广东佛山的焦点人物———“涂料大王”周伟彬被判缓刑，也为这种小变通提供了一个注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周伟彬此前常被稽查，罪名均为涉嫌逃税，最后因涉嫌逃税1500万元而陷入旋涡。在陆续缴上了税款后，11月29日周伟彬还是被判处缓刑（上图为周走出看守所）。

与珠三角企业家习惯性直来直去的脾性相比，长三角的企业主们就显得“精一些”，同样擅长资本运作，但更谙习政商语境。看看当下的红人分众传媒的老板江南春，与其说他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如说他的善于周旋与变通为其分众帝国打好了铺垫。相反，长三角“二度假归隐”的严介和，鲁莽中将苏商集团从江苏搬往上海，“胳膊腿往外撇”的他后来几乎身陷入囹圄，成为长三角变通为王的商业旋律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再比如在现在炽手可热的地产市场上，每每在广东拿地，地产公司挤破了头皮，拿地代价一浪高过一浪，今年9月11日，保利地产42亿元在广州拿下了两块地，当日，富力地产又以楼面价18729元/平方米的价格刷新广州地王纪录，11月末笔者采访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时，他讲到18729元背后“先拿下来再说”的插曲，并坦言这一价格远高于其预期。

而我们看看上海地产市场，今年国庆期间，花木地块突然花落星河湾（广州宏宇）──一年前因地产商叫价太高引起市场指责导致拍卖流产，一年后价格走低却迅速落入星河湾囊中，要知道这一年中花木地块房价涨了一倍多。看来，外地企业也开始利用长三角变通的商业氛围。

实际上，“变通”在当下的中国政商语境下，是一个偏重褒义的词汇。特别当外资汹涌而入、央企整体上市加速、国际板与创业板呼之欲出、市场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时，一个企业主不懂得变通几乎等同于坐以待毙。在产品、技术、服务之外，变通成为企业变革的引擎，史玉柱的几次转型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地产商到上海变通拿地一下，“变通”作为长三角企业家优势的特征在慢慢褪去，事实上，就算劳动力成本等一些要素，其地域的特征近两年也在弱化。一个公司完全可以同时在广东和上海扎营，扬长避短，各得其乐。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中国商业思维应当从原来的小变通向大变通的方向转型。小变通譬如项目优先、贷款优惠等，在小恩小惠的获取上“少食多餐”“碎步快跑”，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毕竟这种变通有为数不少的是行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大变通则是在小变通的基础上，从产业、商标、国际化等方面找寻到变通之道，学会大通融。

举个失败的变通案例。大家都知道卡通形象史努比，商业价值连城，然而，鲜有人知道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广东顺德马乐山老先生之手。随着史努比的更加走俏，去年的时候马乐山“变通”了一下，做了6万余个史努比模型，原因是当地相关部门建议上马一个旅游项目，然而项目没开始，史努比美国方就声称要打官司，因为马乐山“没有经过授权”，“变通计划”于是打了水漂。

我们常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或商业模式对比，比来比去会发现，有些时候一方走的弯路，另一方后来常常也要走一遍。换句话说，如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减弱，摆在面前的差异其实是阶段性的一种显现。变通是中国企业家不可或缺的精神，但如果还是在小变通的层次坐井观天，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难免会陷入疲于应付。所以只有学会大变通，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宏观的产业层次把握住企业发展的主脉，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立足之道。

东方愚 达能并购娃哈哈追踪评论系列之九

　　有人曾说，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扯皮扯得越久、越深，自己的“队伍”就越庞大，在较量中就越容易占上风。这话显然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然而6月26日商务部的一则表态， 使这种一厢情愿“修成正果”，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于6月26日在重庆的一个报告会上，就达能并购娃哈哈事件表态称，“国外一些主流报纸居然将娃哈哈当成了反面教材，居然在发表的文章中称‘这证明新兴国家投资存在风险’，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外的一些媒体在给中国抹黑。”

　　这是娃哈哈事件以来，有关官员第一次对娃哈哈事件的明确定性。所谓“无稽之谈”，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博弈中的宗庆后表示了支持，而“给中国抹黑”，则把娃哈哈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如此表态，意义显然不可小觑。

　　而在市场上，娃哈哈最近掀起了新一轮的“倒达”风暴。比如称考虑对达能提起反诉，索赔金额至少20亿欧元。而在26日娃哈哈在给媒体《范易谋霸道与违法行为的再一次显露》的信中，开始逐条细陈法律法规，以证明范易谋的行为“既滑稽可笑又非法”。

　　宗庆后无论扯民族感情大旗还是像个“法官”一样频“审”达能，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不排除想引出政府部门来表态，然而令宗庆后“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而对娃哈哈商标这一核心问题的争端中，娃哈哈也曾将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可惜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

　　有市场人士分析称，外资并购属发展大计，即使有当地政府内里支持，也必须看部委的“脸色”。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杭州上城区政府仍然持有娃哈哈不少股份，无论从“避嫌”还是以静制动的策略上，其实同样希望部委能有明确的一个表态或是“指导方针”。

　　甚为“巧合”的是，日前达能在印度的合资项目同样遭遇挫折。由于达能集团在当地欲成立的一家新合资公司“可能与现有的合资公司形成竞争”，因此其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同意才能继续自己的投资计划。显而易见，“政府同意”也成为达能在印度要逾越的关键一坎。

　　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它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加重了商业纠纷中的行政依附色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较强的示范力，其他行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完全可能遵照“判例法”来做了断，而地方政府们，自然也不用猫着身子捱苦日子一般等部委表态了。

　　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其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上证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5Fnew/html/2006-11/16/content_49930110.htm）

妥协有时候是种美德，但往往被国人所忽略。

　　晚清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盛宣怀深知，兴商务、办实业离不开举借外债，但外债不是省油的灯，你得拿企业产权、铁路、矿局等“好产品”作抵押。事实上因为无力偿还，许多洋务企业最终落到了洋人的手里。许多后人断章取义，动辄拿盛宣怀开骂，听说北京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东口一座“盛园”牌楼，今年上半年也易名“竹园”了。

　　100多年后的这个秋冬之交，一些在富豪榜上位居前列的中国商人的日子过得很烦。“资本高手”顾雏军、张海被推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但两人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老顾甚至当庭妙语如珠地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刚刚并购了永乐的黄光裕突然遭遇“房贷门”，不过黄很聪明，避实就虚，提高嗓门吆喝生意，但他的吆喝声在旁人听来仿佛有点“涩”。

　　盛宣怀当年自然明白大借外债的风险，“虽如扁舟荡漾在风浪中，但无论如何颠簸，必须想到登岸时光景”，于是选择了妥协。顾雏军等人当初情同此景，最赚钱的时候也是最缺钱的时候，于是他们做起人妖———一半政府的天使，一半是法律的魔鬼。对“登岸时光景”的憧憬是他们选择妥协的源动力，用时髦的词来讲就是“双赢”。

　　妥协的孪生姊妹便是权力。150年前的洋务企业行的是官督商办，这类企业一改官督官营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性质，政府一般只是起倡导作用，企业运营基本靠理性的民间投资；不过它注定要担承一定的政治使命。杨在军先生的研究表明，洋务企业家的官、商属性具有阶段性，“从总体上说，随着时间推移商的属性减弱，官的属性逐渐增强”，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家主要是唐廷枢等具有虚衔的大买办，19世纪80年代以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实职官员在官督商办股份公司的经营决策地位明显上升，这与政府的权力特质与导向有直接关系。

　　以古鉴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当其在效率与创新方面的爆发力初露头角时，当地政府部门抑或出于政绩的意图，抑或出于寻租的要求，给予一定的“帮扶”，正是这一帮扶，给民企发展埋下了官督与政治使命的种子。所以说，中国民企与昔日洋务企业的区别在于，从发展到壮大，前者的经济理性更加浓烈，但共同的掣肘在于，政治身份色彩更加明显。

　　顾雏军不是一个善于妥协的人，他的急性子导致当庭喊出许多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这种脾性注定了他将成为一个失败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回头再看盛宣怀，袁世凯上台后，盛宣怀预感不妙，但是当袁大头一上台就要另办一个国家银行以取代盛宣怀的通商银行时，他便拿出银行发展方略与袁力争，然袁不加理睬，此前法国人曾提出要并购通商银行，盛宣怀也婉拒。整个过程中，并没有任何政治利益的面对面对抗。

　　盛衰瞬间，称雄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比盛宣怀年长21岁，最后几乎不剩几个子儿，落魄收场，连10多名妻妾也各自散去。有人说他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形势判断上的不足与失误，以及资本帝国庞大却单一。胡的政治后台左宗棠晚年后权力被架空，胡的风头自然很快被盛宣怀夺去，其破产还殃及了许多官僚的利益。我感兴趣的一点是，左宗棠为何大权落空？

　　张鸣先生在《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中说得颇为诙谐，他把左讽为一个“搅屎棍”———见文官时骂，见武官时骂，见外客时也骂；吃饭时骂，睡觉前骂。“这种显然过于反常的骂人事业，却暴露了左宗棠内心的无比焦虑。”

　　左宗棠不如李鸿章会妥协，他们各自的徒弟也如此，胡雪岩不如盛宣怀会周旋、妥协。妥协不等于纵容。它的本质区别在于，你的政治前途与商业帝国的命运之线牵在谁的手中，你自己的能动性如何。对于眼下中国民企的原罪问题，择机了断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民企以史为鉴，学着与政治利益集团间的妥协，对于接踵而来的封侯进爵般的政治贴金，学着选择长远投资，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这或许是原罪的代际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