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胡葆森和许家印是河南老乡。他们之前都打算今年到香港上市去。结果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老胡的建业地产今年6月6日顺利上市，而老许的恒大地产的上市路，已于今年3月功败垂成。

   尽管建业以招股价下限的2.75港元定价，尽管上市首日便“破发”，全天的股价都没有站到发行价以上喘口气，但胡葆森依然是开心的，用建业的唯一承销商大摩的一位代表的话来说，“建业上市本身已是难得的成功”，怪不得潘石屹说，这是“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折性事件”。

内地多少房企都想上市，但就现在的时机来讲，都变得谨小慎微，比如龙湖地产与宝龙地产，都已通过香港证交所上市聆讯，但现在同样对融资的前景比较担忧。仍拿建业来讲，建业地产总部在郑州，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内，对于中原地区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能想到路演时的情形，首先你得介绍河南省的情形吧，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内地情形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都会影响到将来的定价。可以注意到建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用了至少三个策略，一是找大的国际投行来帮忙，据悉五大名牌律师行以及毕马威等机构也都前来助阵，地产巨头如王石、李思廉、潘石屹、冯仑等自然也来捧场，二是投资者中有国际知名的企业如新加坡凯德置地等，三是降价促销。

所以“硬币的两面”，事实上恰恰因为建业身处内地，这一特质对一些敏感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正是机会。胡葆森的一句推介语很重要，“以郑州为中心，以河南最远的城市为边界，约3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里有1.2亿人口。”何况这个圆的半径和里面的人口都有不断递增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现在处在风声鹤唳的地产紧缩期，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这个过程要比一些媒体上的夸张其辞要慢一些，但大势如此，当然杭州是个相对比较“另类”的城市，房价一直坚挺；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却是稳中有升，甚至有大幅攀升的苗头和个案。

同样，拿郑州来讲，来自郑州房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房价一直在4000元/平上平浮动，但5月底开始这一均价出现上升趋势，达到4200元/平之上。比数据更应该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态度。如今郑州市政府的规划是每年提供70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这对地产商来说显然是个利好。实际上，两年前一份“中国城市质量生活质量排行榜”，将郑州列为“不能承受房价”后，相关部门表示反对并召开发布会称“郑州房价趋于合理”，认为郑州房价与周边其它省会城市如济南、太原、武汉相比。当时这一行动背后的信号值得关注。

列举这些数据与事件的原因，并非为胡葆森“不幸中的万幸”叫好。而应从两方面客观分析。从商业角度看，胡葆森宁让融资额大幅缩水，要也完成上市本身，这种“次优”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恒大地产上市夭折，一方面与这两年买地速度太过夸张，资金链吃不消有关，另一方面，与其立足的城市大都为一二线城市有直接关系。市场在变，阵营却无法转移，许家印吃亏自然首当其冲。

而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现在应谨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的突然回升甚至迅速上涨。最近一个事件，浙江小城丽水人均年收入不过1.5万元，然而去年那里的房价最高炒作到1万元一平方米，让人瞠目结舌。“丽水现象”尤其值得内地监管部门引起相关重视。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商业PK堂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8-06/13/content_61951537.htm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曾盛极一时的广东企业今年都超过或接近20岁。1984年李经纬的天才创意使健力宝搭上洛杉矶奥运会而一夜成名，1988年怀汉新赶上保健产业化的滚滚大潮而一发不可收拾。20多年内中国企业界演绎了无数“从无到有再到无”的企业童话。而健力宝与太阳神在20年间虽屡遭劫难，却保全了性命，这在广东企业史上实属不易──根据香港贸发局统计，仅2007年一年广东地区倒闭的企业就超过一万家。

      讴歌“活下来”并无必要。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家企业意欲东山再起的路径选择和效果评价。碰巧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不约而同想借2008北京奥运会的东风。前者于去年底推出“健力宝1984”等新品，想通过与24年前的奥运情愫共震来唤起市场的兴奋，后者也将于今年奥运会开幕当日大搞集团成立20周年及直销事业部周年纪念活动。

      谋略看起来挺美，但市场才是最好的老师。拿健力宝重打奥运牌来讲，现在的消费者有多少人真正关心24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80后”那时还没出生或只是襁褓婴儿呢。而对于健力宝对“美好回忆”的情感诉求，显得甚为牵强，甚至是自己给自己找尴尬──从李经纬到张海到祝维沙，再到李志达、佛山三水区政府，直到现在的叶红汉，在健力宝掌门人走马灯式更换之冰山一角中，我们看到的是在权力、资本纠结与纷争下健力宝走向千疮百孔的轨迹，然而现在却要将消费者的回忆定格在24年前健力宝的辉煌与腾飞，实属一厢情愿。

      三水区某大型超市的售货员称健力宝新品销量“很一般”，健力宝某经销商向笔者大倒苦水称“不好搞”；而笔者日前从健力宝内部人士获悉，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看来，时过境迁心亦变，历史不可能在时隔20多年后，再次给健力宝千分宠爱万般眷顾。

      再来看太阳神。“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这一经典广告语曾被广为传诵。太阳神创立后5年时间销售额就达到13亿元，市场占用率一度高达63%；1995年又成为第一家在香港挂牌上市的内地保健品企业（上市当日大跌22%而“破发”）。一年后太阳神开始走下坡路，很快江河日下，2000年太阳神亏损达1.17亿元，上市公司控股权也于2002年初出让（50.91%的股份卖了不足3000万港元；现名为曼盛生物科技，00512.HK）。前些天，同行的一位记者朋友在广州看到太阳神矿泉水的巨幅公交车车身广告时随即问我：太阳神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

      “现在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一疑问如今不少太阳神“老客户”也未必能回答上来。不少人也一度以为，上世纪90年代太阳神鼎盛时期涉足的保健品、化妆品、食品、房地产、贸易、医药、旅游投资领域的业务，在世纪末太阳神资金链紧张的时候不少已撤出或收缩，甚至偃旗息鼓了。

      事实上，上述大部分行业太阳神仍在染指，除饮用水外，如今太阳神在广州有电脑城，在增城有制药厂，在肇庆有度假村，在云南与新疆有旅游星级酒店，等等。而于去年2月拿到直销牌照的太阳神，现在更是在全国遍地招兵买马。以至于一位从安利跳槽到太阳神的直销经理，最近云里来雾里去地向笔者大赞太阳神直销模式之强。

      而当今年4月健力宝企划部门负责人被撤换时，太阳神牌猴头菇胃肠保健口服液等保健品正悄悄登上广东省食品药监局通报的“2008年第一期违法保健食品广告公告”，原因是使用过期广告批文、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夸大保健食品功效之“三宗罪”。

      健力宝与太阳神，这两家有着浓浓再度雄起愿景的企业之软肋可见一斑。健力宝现在重打奥运牌，只能算作是一种短期促销策略，而非基于企业重生的战略考虑。换个角度看，造成这一窘境或许并不全是现今的健力宝高层缺乏实现“逆转胜”的智慧与魄力，而与健力宝被统一集团接管后两者磨后并不顺畅，以及当年身陷健力宝出让风波中的三水区政府（时任三水区区长的宋德平现为区委书记）仍心有余悸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遭遇行政蹂躏与资本践踏双重阵痛的健力宝想短时间内再立桥头，谈何容易。

      太阳神在这一层面要比健力宝幸运的多，行政触角从一开始并没有伸将过来，所以尽管遭遇1996年保健品市场整体塌崩，也不过是此前过度扩张应该付出的代价。而20年间太阳神掌门人从未更换，一直都是怀汉新，这也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如今的怀汉新不改嗅觉之灵敏，直销之外，又如他在资本市场上参股并“一增一减”粤传媒（002181.SZ）之资本运作的漂亮，遗憾的是他同样没有改掉的是之前蛮劲十足的脾性，如今继续多元化的太阳神仍没找到明确的主业方向，直销业务的迅速扩张过程又开始弥漫起过去那股激进的气息。

      正略钧策的老板赵民先生3年前在一篇关于中美企业家20年历史差异对比的文章中称，中国目前的企业仍是建立在对资源和产业的开发和成长上，而美国企业已经是建立在对人的知识和技术的开发和成长上了。诚如斯言。健力宝与太阳神由兴而衰，吃的就是这个亏。十多年后试图东山再起，却依然逃不出这一宿命。

      对企业过往事件扭扭捏捏与避重就轻，这种非开放心态有可能令如今的努力突围大打折扣；当然这不尽是企业或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有必要提及的是，健力宝与太阳神并非个案，解构改革开放30年来大大难而不死、劫后欲重生的企业自救路径，展现的是一幅政商关系艰难变迁、企业家精神拘谨蜕变的立体画卷。

 东方愚

    仍在服刑的黄宏生最近成为坊间的焦点人物。原因其夫人林卫平“抄底”创维数码（00751.HK）。据报道，今年2月4日至4月15日，林卫平9次出手，以平均每股约0.745港元买入共382.6万股，涉及资金285万港元。问题在于，一是林卫平乃创维的执行董事，二是4月22日起，创维股价即展开一波强劲的反弹行情，至5月16日的17个交易日内大涨近50%。

创维股价飙升或与公司回购股票有关。从2008年4月29日到5月27日，创维数码先后9次共花费878.74万港元回购了1039.4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作价从0.72港元 到0.88港元不等。创维回购股票后将予以注销，以提升现存股份的价值。***创维报收0.84港元。日本大和研究所分析师称，创维股价仍被低估。创维内部相关负责人也称，创维2007年报会“更好看”，也将刺激股价提升。

林卫平的行为引起了市场的质疑。作为公司的董事，屡购自家股票，且大批购进恰好在公司回购之前、大幅拉升之前，这种时机上的破契合让中小投资者很受伤。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创维将“屎盆子”扣到了黄宏生的头上──创维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梁子正称，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目前黄宏生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已不是董事，所以购买股票前无须通知公司；同时申明，公司回购与黄宏生提前增持并无关联。

庆幸的是，林卫平所持有的股票到现在仍未抛售，账面获得也相对“微薄”，这可能是令中小投资者稍稍松了口气。但这是两码事，梁子正的辩解也明显有失偏颇。创维是于去年9月底公布了每股净资产逾1.4港元之亮丽业绩后决定启动回购计划的，而这一计划需要董事会通过，林卫平又是董事之一，这种提前知道消息而“埋下种子”的行为，仅仅用“受托”二字就可以轻轻带过？

林卫平事件让人想起王江穗──王石的妻子。去年7月6日，王江穗以均价19.38元购进4.69万股万科股票，涉及资金超过90万；4天后深交所将此事公告却未引起关注，也就是从这时起，万科利好不断，包括与亚洲巨头房企业合作、审议增发事宜、上半年业绩大增等。这些利好刺激下，万科股价大升。事件被伟媒引爆后，万科在后来的公告中称，股票是在王石与王江穗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后者的代理人买入的。如果按7月23日收盘价计算，王江穗获利超过32万元，此收益被公司“收缴”。

两起事件对比颇有意思。妻子们在“抄底”时，一人当时在监狱，一个当时在登山。非常注重自身及公司形象的王石断不会因为区区30万而去冒险。所以可推测万科公告基本属实，乃王江穗代表人“误买”。什么叫“误买”呢？比如说如果万科公司内部有个团队在搞私募，就专注于做万科的波段，其中开的一堆账户，王江穗的也在其中，那么“误买”不难理解。就算不是“误买”，王石也不会加以纵容。

同样，如果林卫平为了获利，在大涨近50%时的高位为何没有选择抛出？可以推测，林卫平之举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虑。由于大股东黄宏生出狱时间会比预期的要提早一些，而创维股价继续上行并无悬念，林卫平的行为，以及首席财务官无为的辩解，都在维护黄宏生的“未来收益”。要知道黄宏生当年挥别创维，第一时间内受托主持工作的不是妻子林卫平而是张学斌。2006年的中秋节，黄宏生在给创维董事会扩大会议的信中写道：“……活在一个充满斗志的创维生命中，我怎么会孤独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卫平的行为违规了，或是说钻了相关法规的空子。林江穗当时把股票卖出后上缴公司，王石再道个歉，就走向风平浪静了，但“误买”背后的故事很少人能得知。如今林卫平以及创维其他高层的说辞，可以嗅出创维在资本市场的凌厉远没有结束，普通投资者同样是雾里看花，难道因为林的账面盈利甚微就可听之任之？香港相关部门显然在这件事上的作法也存在应商榷之处。

     文/东方愚   南方日报

    ST贤成（600381.SH）在ST族群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先是走马观花式的换行业、换方向,结果迷了路、吃了亏。好在迷途知返,痛定思痛。不过,战略方向定下来了,旧的机制也跟着破除了吗?

　　最近两年“资产置换”成为ST贤成的一个高频词汇,从纺织业转到房地产,又从房地产转战煤矿业,期间官司不断。暂不论外生性的交易费用有多高,短时间内频繁转型引起的内耗不容小觑。一直到今年3月25日公司名称由“贤成实业”易名为“贤成矿业”,贤成的主攻方向才真正趋于明朗。5月20日,股票“去星”,这也不难理解在6天后的2007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贤成高层在提及公司未来主方向“煤炭及煤化工”时不无激动。

　　一位媒体朋友对ST贤成甚为关注,问其原因,答道:“贤成高层讨论战略转型好多次,就在2007年年度股东会前一天又做商议,看来是动了真格,而非像一些习惯打游击的ST公司一样走走过场。”

　　怎么看待这位朋友的回答?在我看来,战略转型是挽救ST贤成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必须提及的是,ST贤成的内部治理是不是也同步、动真格地做了转型?

　　ST贤成在去年的自查报告中曾自我反省,称董事会成员结构、公司治理等都应重新思量,但其后的举措疑似隔靴搔痒。拿5月26日的股东会来讲,ST贤成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变成了九名。这一事件背后,是出于对必须平衡转型后新参股公司高管位置的考虑,比如这次新增的董事当中,其中一位便是去年7月参股的龙腾水泥的高管。

　　这种公司行为自然不难理解,也再正常不过。但问题是,“雪球”越滚越大,会不会反而掣肘公司决策与运作?粤电力董事有18位,但贤成不是粤电力。关键是贤成所谓的转型并未完全收官,如果不断在董事会中平衡“新生力量”,而对旧成分不加以重新洗牌的话,负担会不会越来越重?

　　翻看ST贤成的材料,截至今年4月25日,其控股与参股的子公司达到了9家,涉足的行业包括纺织、服装、房地产、咨询、水泥、煤矿等。除了被确定了战略板块的华阳煤业和森林矿业数据不尽明朗外,其它7家公司中3家去年全年亏损,盈利的4家中,3家净利润都在600万元以下,盈利最多的恰恰是老业务———纺织业；白唇鹿去年净利超过3000万元。这实在是一组让人哭笑不得的数字。

　　可以说,“习惯做加法”成为不少ST公司的宿命。这导致超负荷的运转有可能冲抵了转型的努力。

　　而在资本市场上的ST贤成也被不少投资者称之为“妖股”。其实暴涨暴跌并不为奇,问题是一些连环动作引人猜疑。比如今年4月24日*ST贤成控股股东西宁国新公司将超过2300万股限售流通股低价转让给朱蕾蕾,不足一月后的5月22日,国新公司持有的剩下7000多万股限售股因诉讼而被冻结。朱蕾蕾是广州鸿泽实业的高管,而5月26日股东会上ST贤成新增董事之一的李广建,恰是鸿泽实业的董事长,ST贤成大股东减持为“推进公司战略转型”的说法固然可以理解,但中小股东的利益是不是也应该加以重视呢?

东方愚

A股持续暴跌，几个月的跌幅接近50%，可谓壮观。暴涨暴跌都会引来坊间激烈争议，这次更不例外。对于政府要不要救市，日前有两个人成为舆论的焦点，颇为吸引眼球，一位是《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

君不见，胡舒立巾帼一言扬“三不”：对于政府救市事宜称，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刘纪鹏铿锵一支回马枪：五年前我就看不上你这种借刀杀人的伪市场派了！于是，传媒助阵，好一顿厮杀！

毫无疑问，刘纪鹏的观点颇受普通股民赞许，一句“股市兴国家兴，股市衰国家衰”更是因将“救市”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而受到不少人的拥护。然而，尽管股民悲怆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我们也不宜轻易下结论说谁更代表了“民意”。

正如当年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股市赌场论”一出，引发的一场地震一样，当观点相左的两派争辩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却有人戏称，“所有开口的人都是可爱的”，可谓形象。同样，前年因为任志强一番“穷人区、富人区”的“高论”，再引一轮论战，但后来不少人发现，这一关于贫富差距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具有娱乐化的特征，简直成为明星企业家和明星学者的一场秀了。

怎么评价这三起事件？笔者赞同社会学者孙立平老先生之前的一个观点，即如今社会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裂痕其实在不断加深，结构层面上的“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与行动层面上的“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特征将日益明显。

可以说，“舒刘之争”引发讨论不乏积极意义，但并不代表谁在为普通股民争利益，而仍然是孙立平先生所言的一个“断裂式社会”的表现之一。这一掐架个案，映射的仍是在社会整个沟通机制不畅的情形下，“上层精英化、下层民粹化”的显现化特征。

或许习惯了“二分法”，比如对于暴跌，我们一上来给出的选项就是“救市”或“不救市”。其实两者之间，还有一个折衷选项，就是给市场以一个相对理性的心理预期。尽管也可能被主力所利用，但大方向的明朗一定是多赢的前提。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与其认为美联储去年以来大刀阔斧的动作是救市之举，不如说是在为民众鼓气，就像冯小刚在电影《甲方乙方》表达的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鲁迅有句诗不是叫作“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愁”吗？

反观国内呢，奇景连连──物价飞涨不止，其感觉就像冬天身上还会长痱子一样难受，股市暴跌无底，其感觉就像从银行ATM机里取出来一堆假钞一样不爽。这样的“风景”让人尴尬，但更尴尬的是，老百姓们从监管部门言辞的字眼行间，看不到“预期”二字。试问，君想借用这种不偏不倚的姿态，来表明市场经济的特质吗？不可能，否则会被认为是小儿科。君想就此给投机者同样以含混，防止他们反预期炒作吗？想法不错，但这样做是不是会因小失大呢？

现在鲜有人再提股市的“价值投资”了，中国平安股价走势能让你马上闭口。物价上涨方面亦如是。强调4.8%的年内通胀目标一定要实现，彰显决心。但这一表态对市井百姓来说，却有种“形而上”的感觉。他们希望的是，菠菜不再是夸张的5块钱一斤，而是回落到以前的5毛附近。然而，物价上涨是有“棘轮效应”的，一旦涨上去，降下来绝非易事，谁来体恤民众的“菠菜之痛”呢？让百姓有一个理性预期，真有那么难，真有那么多顾虑吗？

文/东方愚 国际航空报 人物专栏

黄光裕近日再度成为焦点人物，并且他同时演起了“黑脸”和“红脸”。一边是黄光裕旗下上市公司中关村（000931）遭遇逼债危机，中关村总裁鲍克、副总裁佟锋日前已提出辞职，而财务总监王志国已于近日去职。一边却是黄光裕旗下的北京鹏润地产日前频繁出手，为土地储备未雨绸缪，比如9月26日，鹏润参与竞拍上海长风地块，并有意将之建为国美电器与鹏润地产的华东总部。

一黑一红，将黄光裕运作思路的轮廓给勾勒了出来。原先关于“黄光裕将向中关村注入优质资产”的传言，现在可以被认定为捕风捉影。尽管黄光裕曾力挺中关村，但31.2亿元巨额贷款的逼宫，和中关村萎靡不振的业绩，所谓时过境迁，黄光裕退意萌生，将自己的得力干将即中关村的几位高管撤回，便是微妙的佐证。

黄光裕日前在香港减持1.7亿国美股份，套现近24亿元。市场给予了各种猜测，有传言称黄光裕此举意在拯救中关村，这种猜测听起来挺“合理”，如果对中关村债务重组，加上套现国美的这24亿，中关村起死回生便无悬念。但国美总裁陈晓日前却说，黄光裕减持是为筹集资金，准备将母公司旗下的地产项目在A股上市，与中关村没有任何关系。

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中关村再度被冷落，而黄光裕大幅套现也是对日前鹏润地产频频买地的最好的注解。一个甚为直白的事实是，中关村今年上半年亏损5349万元，每股亏损0.0793元。。而国美并购永乐后，其在全国的网点星罗棋布，现金流充沛，加上品牌效应，国美回归A股直接挂牌显然比借壳中关村上演“乌鸡变凤凰”的寓言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然而，风雨飘摇的中关村却频频招人青睐。8月15日，中关村同时发布了两则公告，一则是预亏公告，预计前三季度亏损7000万—8000万元，一则是称因为合同纠纷，法院查封中关村建设30套房屋。然而，在双重利空的情形下，中关村的股价从8月15日的9.52元开始扶摇直上，至9月3日创出17.79元的纪录，13个交易日涨幅达87%！

资本市场总以诡秘的姿态示人。中关村的这种“怪现状”的出现，显然是在对于黄光裕可能进行救急的猜测下，市场进行的疯狂炒作行为。一些机构甚至翻出了老皇历，将去年黄光裕刚从段永基手中接过中关村掌管大权时，进行的系列动作旧事重提，比如大提特提当初转让光大银行、云水山庄和深圳中关村创业投资管理公司的股权，以及今年6月进行的重大资产置换等事宜，而对今年8月因建行不进行贷款而致使中关村债务重组流产等事宜轻描淡写，这种炒作在传媒的放大效应下，迅速博得不少投资者的“好感”。

有必要一提的是，今年8月底，关于深圳明年将设立创业板的消息被放大，中关村也被一些机构贴上创投概念而一时间变得炙手可热，财经媒体对“创投概念一飞冲天”式的报道又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中关村股价接连涨停。事实上，明白人都清楚，这是明显的“搭便车”式炒作行为，中关村里确实在不少符合登陆创业板要求的公司，但这与做地产的上市公司中关村，并没有多大关联性。

目前伴随黄光裕的套现和国美将自己回归A股而非借壳之思路的明确，所有热炒中关村的泡沫褪去，而中关村股价于9月3日创下最高位后也迅速放量回落，不排除主力出货的嫌疑。炒作中关村的主力获益丰厚。那么，谁又是这场游戏的最大受损者呢？

黄光裕显然不是，从其红光满面到四处圈地和备战回归A股即可看出，而中关村的债务问题，黄光裕或将梅开二度，用其诡异的手法给“转嫁”出去，中关村高层也毫发无损，撤回黄光裕身边后照样被重用，而中关村副董事长段永基则在一边为史玉柱增持自己执掌的四通控股而开心。毫无疑问，游戏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盲目跟风炒作中关村的中小投资者。故事的每一次波折，都可能伴随着不少人被套。但谁又会在乎这些人的利益呢？

东方愚

    广东果然是个盛产“地产名言”的省份。这一次缔造名言的是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黄文波。

    在9月11日富力地产以18729元/平方米拍得广州白云区云祥路地块，博得 “广东地王”称号后，面对市场对于地价上涨抬高楼价的质疑，黄文波称，“地价和房价没有直接关系”“地价高未必会推高房价”。

    “高地价未必高房价”，这着实是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黄副局长对其“名言”的诠释是，房价涨跌是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零地价也可能导致高房价”。给自己原本就蹩脚的言论套上“市场供需”的高帽子，浸淫其中的权贵意识及伪市场思维尽现。

    拿富力刚拍得的新地块来说，18729元/平方米的地价，意味着楼盘建成后，售价至少要在2.5万/平方米以上，才可能盈利。如果按照黄副局长的思路，面对如此昂贵的售价，届时由于大多数购房者的“需求不足”，富力难道可能顺势将房价给降到2.5万/平方米以下或更低？

    诚然，不排除高价拿地之后的“地王效应”，像之前的苏宁环球、豫园商城、万科等，高价竞得地王称号的同时，品牌价值自然随之提升。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在高价拿地的，大都是大型的上市房企，他们在行业内拥有较重的话语权，其行为特征及买卖价，对市场定价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近几年来的土地竞拍，鲜有非上市公司竞标。一旦准备竞标或竞标成功，这些上市公司便紧锣密鼓增发圈钱，额度与频率令人瞠目。金地、保利、富力、万科、金融街，走马灯般掀起增发热潮。金地集团两月内增发两次，融资额分别为45亿元、180亿元。保利地产IPO时募资只有20多亿元，不久前增发融资竟高达68亿元。

    一边通过增发在股市里轻而易举圈钱，另一方面在终端市场推高房价，如此“甜头”诱惑之下，拿地成本高一些、再高一些，房地产商似乎并不十分感冒，而是乐此不疲地通过土地将房地产和股票中可能存在的泡沫结合在了一起。”房地产行业这种“强者愈强”和“双泡沫”的特征，成为地产商肆无忌惮向投资者转嫁成本的催化剂。

    如今不少上市房企公开声称，自己的土地储备足够开发10年、20年，显然，这种囤地手段将国家有关土地方面的法律规定置之度外。而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土地价格过高，已严重透支未来的房地产价格，未来三年内，房价必须保持15%~18%的增长率，才有可能支撑目前的地价。广州房价“跑步向前”的迹象很明显，2003年广州住宅均价为3888元/平，2006年均价已升致6315元，涨幅达63%。

    地价与房价的困果关系如此简单、土地出让模式的不合理如此明了，然而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副局长黄文波眼中，却成了“没有直接关系”，平淡的口气背后，是政府部门对房价上涨的置若罔闻，对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不足的视而不见。

    回顾一下以前的“名言缔造者”吧，广州市长张广宁也曾劝市民“不要急着买房”，此后广州房价却扶摇直上；去年5月初，时任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林浩坤针对房价高企，建议市民“三年后再买房”，当时广州一手住宅均价为6097/平方米，一年后的今年8月，广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9905元/平方米，不知林浩坤如今做何感想！

    统计局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 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2%。房价高企成为普通市区心中无法抹去的痛，高房价背后，是地价的节节攀升，以及“面粉贵过面包”形势下房地产商通过各种渠道的跑马圈钱和风险转嫁。而比高房价和高地价更揪人心痛的，则是“高地价未必高房价”的名言缔造者。

    这厢是房价越调越高，那厢是主管部门“地产名言”越造越起劲。行政部门是否如红头文件上肝胆相照般表态一样，心里真正想着平抑房价、真正装着万千普通子民，不言自明。

东方愚 8月30日 南方日报 财富时评

*ST金泰8月30日拉出了第42个涨停，股价已直接攀升至25.31元。按照金泰增发70亿股，黄俊钦持有80%的比例，截至今日，黄俊钦个人财富已达1417亿，账面财富直逼身价230亿美元的亚洲首富李嘉诚。这实在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出神话。

是神话，更是游戏。比媒体热捧这一亚洲财富新贵更重要的，是挖掘黄俊钦借壳金泰背后的利益博弈情况。黄光裕当年在国美借壳和股权重组过程中，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惊人折损。其兄黄俊钦今日的神话制造，仍然没能超越这一步。

黄俊钦由其所执掌的新恒基向早先接手的*ST金泰注入近221亿元资产，增发完成后*ST金泰总股本将由现在的1.4亿股飙升到81亿股。这样一来，公众持股比例也将由原先的77%锐减为11.3%，逼近监管层关于股票发行的公众持股底线！

显而易见，金泰涨停不休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其涨停不休除了极高的观赏性之外，对普通投资者再无多大的实际意义。问题上，*ST金泰在定向增发前，股价出现了连续4个涨停，毫无疑问，有“先知先觉”的内幕人士事先已介入。数十个涨停，这些先知先觉者的坐享的收益不可小觑。

*ST金泰今年一季度的财报显示，个人投资者刘芳此间大幅增仓*ST金泰，累计持有312.24万股流通股，羌英、齐晓军、叶晶、陈崇智4人也分别从二级市场购入*ST金泰160.06万股、129.24万股、76.16万股、74.72万股！

据报道，刘芳提前介入的上市公司还有桐君阁、川化股份、汕电力等，而最近十个交易日，这几支股票的平均涨幅达36%！而就在昨日，大盘大跌，而“刘芳系”却逆势攀升，桐君阁继上一个交易日后，再次封于涨停。今日桐君阁突然停牌，公告中模糊其辞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股票自8月30日起停牌“。可见，黄俊钦的千亿财富只是一个样板，还有更多暴富神话在悄悄酿造。

我们尚无法得知刘芳等“先知先觉者”的详尽的前世今生。但是，新恒基能否借壳成功仍然存有变数，定向增发需要需提交证监会过会，能否一锤定间仍是未知数。尽管正是这种扑朔迷离，成为*ST金泰疯狂拉升的一支强心剂，但面对市场的质疑，监管层自始至终的失语姿态，同样有失妥当。

当年*ST金泰上市不到半年即被重组，上市一年多即被ST，新恒基在入主后的5年里不得不每年大量注入资金，维持其日常运转。如今乌鸡变凤凰，中国股市增加一个多彩样板的同时，信息披露与监管方面也再次多了厚厚的一层迷雾。“金泰神话”的推手绝不仅仅是黄俊钦高超的资本运作手段。

2006年，黄光裕以180.9亿元个人资产名列福布斯富豪榜上首位。有趣的是，黄光裕上榜当天，媒体关于黄氏当初资金外流的“原罪”问题的置疑被有关部门出面迅速“化解”，如今资本市场的主角成为黄俊钦，黄俊钦亿财富背后，还有多少秘密没被挖掘出来呢？*ST金泰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杭萧钢构？

东方愚 国际先驱导报、南方日报

日前北大副校长、经济学家海闻的一份报告引起了广泛争议。他领导的研究小组的最新研究报告《戴尔与中国经济增长》指出，戴尔公司每年在中国的采购量超过了1400亿元，平均每1000个中国人中，就有4个人的就业与戴尔有关，平均每1000元的税收中有6元来自戴尔的供应商……

这份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分析都很严谨的报告，是1月26日在由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北京大学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联合举办的“外商投资与构建中国和谐社会高峰对话”上发布的。报告的结论是，跨国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从税收、就业、GDP拉动等方面对戴尔模式进行剖析、归纳，即使我们没见到或不懂具体的数学模型，海闻实证分析的作法本身就已令人折服。然而尽管如此，这份被之誉为“戴尔效应”的分析报告，似乎仍然只是份成绩单而非药方，这是份特殊时期的特殊报告。

所谓特殊时期，宏观来讲，现在如何引进与利用外资是一个敏感问题。去年关于外资并购的几番争论及相关法规的出台，最近关于外资是否坐庄中国股市的争议，在中国经济过热与转型背景下显得甚为特殊。

微观上来讲，1月26日，戴尔总裁兼CEO罗林斯还来到中国与海闻先后慷慨陈词，回来后就被革职（老将迈克尔?戴尔复出），原因是戴尔在中国市场的牛气地位被惠普超越，战略屡屡受创；而最近戴尔又惹上了官司，被指控与英特尔公司长期合作中，会计操作存在不当行为。

虽然诚如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相关负责人所言，外资企业对国内GDP的贡献已超过30%，但我们有必要指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证明外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多大，而是提供我们如何有效、健康地利用外资的良方，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到底是哪一个群体。

现在对于中国改革路径一种渐强的质疑声是，外资、国资在与民争食，内生性市场资源越来越向外企与国企靠拢。现在民营经济已占我国GDP的65%左右，占经济增量的70%-80%，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源，可如今民营经济的地位却越来越尴尬，在垄断领域屡遭“玻璃门”，原罪阴霾从未曾散开过，形成对比的是，外企与外资基金入主中国如火如荼。

外资投资中国、印度这些发展中国家，从来都是一个双赢的过程，而不能单方面说成是谁在帮谁。戴尔确实在中国缴的税多，提供的就业机会也不少，但要知道，纳税本来是企业的义务，如果也把它从中国获得的显性与隐性的收益作定量分析，相信数字会更大，而这却是海闻的研究报告中未曾指出的。

今年戴尔在中国市场的采购额将达到180亿美元，在其全球采购份额中位居第一。这是戴尔将中国区域市场视为重中之重的一个缩影。稍微细心的人能感觉到，现在戴尔等跨国巨头不仅在产品与服务上争取本土化，而且也于有意无意间寻求更多更重的本土话语权。

我们不敢贸然将海闻教授的研究报告与戴尔寻求本土话语权的“阳谋”结合起来，但又不能不令人平生三分猜疑。时下不少学者用看似严密的数学模型为据得出一些结论，听起来不无道理，但不同时机或许代表了不同的动机。在一个特殊时期频频发表特殊言论，难免有所不妥。

关于国外巨头入主或深耕中国市场的争论，未来一段时间仍然会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外资要健康利用，不宜以个案的厚重试图影响宏观决策。无论争议如何激烈，争论的方式如何诡异，不能动摇的一点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力量仍当是民营经济。日前有国际商业机构研究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为全球之最，然而中国内资企业利润率却逐年下滑，这或者才是中国经济最先应突出解决的问题。不要光盯着中国GDP不放，GNP为何总是为我们所忽略呢？

（2月7日晚于南方日报社）

东方愚

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前天公开表示，外资商业企业在中国并未享有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外资商业企业在一些方面甚至还没有享受国民待遇。”

这就像去年底国资委主任声称“石油电信电力几乎没有垄断”一样让人郁闷。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商业模式混沌，市场化起始通过税收、土地、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是一个既定的历史事实。那么怎么会出现怪异的“外资委屈论”呢？

近年来，外资企业特权受到多重质疑。去年有报道称，2004年外企涉嫌逃税300亿元，纳税也是零增长。今年以来，从徐工并购案到苏泊尔并购案及第一例反垄断听证遭遇“难产”，外资垄断性并购引起人们热议，而内资企业国美并购永乐，也与国际投行摩根士坦利在资本市场上的运作有直接关系，据说第二代浙商更热衷把企业全打包卖给外资…这种情形下，政、学两界与企业界不少人表示出担忧。

不可否认，小到并购，大到中国的改革模式，现在出现了两个派别。激进派认为当下外资潮热涌是一种必然趋势，是经济转轨的必经阶段；而保守派则认为，自对外资的政策优惠开始，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有被异化的倾向，内资企业话语权被不断吞噬。这两个派别分庭抗礼互不相让，牵涉到中国改革的基本路径之争。

从市场而言，我们不可能拒绝外资。就拿中国银行业来讲，呆坏账居高不下，信贷大案不断，管理模式也千疮百孔。而外资入股或能查漏补缺、健全制度，应该算是特定形势下的最优选择。

但对外资保持必要的约束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国大型企业的跨境上市与并购，主承销商大都是国际投行，大摩甚至巧妙地避开上限20%的政策限制，全资收购珠海南通银行，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怀疑外资的胃口与野心。这也正是六部委联合发布外资并购新规及凯雷收购徐工股权降至50%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对外资入主金融业更是从严把关，比如对外资银行在内地开设分行事宜迟疑不决，最后的结果是必须“本土化”，即当地注册，才可享受国民待遇。然而，这种迟疑不决在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看来，却成为对外资的“委屈”，这种逻辑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视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的事实不顾，却将因经济安全而对外资的适度设限看作是外资“还没有享受国民待遇”的酸楚，这一言论的目的，无疑在于利用话语权减弱人们对愈演愈烈的外资并购与资本运作热潮的抵触和侧目，同时也有为利益集团代言的嫌疑。稍为细心的人会发现，同样是黄海，曾于2004年6月22日在全国市场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在商业领域吸引外资过程中，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行为，要坚决予以制止（据2004年6月25日新华社）。如今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背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内外资企业的待遇高低是个伪命题。真问题是，如今的外资对中国市场预期逊于当初而采取一些公关走穴或施加压力时，行政部门能否挺直腰杆，按原则办事；真问题是，内资与外资如何一体同仁地享受公平待遇？在此关键之时，作为一个与外资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抛出“外资委屈论”的调子，显然有关部门有必要加以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