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阿里巴巴是成功的，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视其为中小企业模式突围的“救父”或“救星”，就有些夸大其实了。

    马云是个行动主义者，在今年“两会”期间神秘造访广东代表团后不久，就有了实际行动。先是与佛山签署协议，扶持佛山中小企业的信息化，帮助其拓展销售渠道。佛山之后是中山，中山市经贸局对与阿里巴巴的联姻乐此不疲。

    与地方政府联姻，无论对于阿里巴巴的业务拓展，还是当地的产业结构优化，都是有利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视阿里巴巴为中小企业的“救星”是否妥当？

    珠三角的区域优势由来已久，这一点不必赘述。企业在电子商务这一块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也是事实。但却不能反过来说，中小企业的困境源于信息化进程的迟缓。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原材料成本攀高，加上国内通胀等因素，企业的利润被严重压缩，这才是企业所面临的窘境。

    这当然不是说珠三角中小企业不必要在电子商务上下功夫了，而是说，由从省一级到地市一级的政府出面，“欢天喜地迎马云”这种招商引资的方式是否得体。政府的高调往往意味着在政策上给予多重的优惠，而这些优惠，是否合情合理，相关部门并没有公布，我们也无从得知。

    宏观上讲，政策优惠的市场化边界在哪里，在阿里巴巴进广东这一点上，必须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搞不明朗，以后就可能有更多的案例发生，这对于一个地方的招商引资环境，长远来讲未必有利，相反可能造成制度的扭曲或寻租行为的潜滋暗长。

    微观上讲，阿里巴巴与地方政府的联姻，实际上是其在“比跨国公司本土化”的道路上走的更远的一个战略，或者说通过夯实其本土化业绩从而提升其品牌价值之举。而对珠三角的中小企业来讲，现在除了应对成本剧增等现实挑战外，更重要的是要夯实品牌的的含金量，然而他们借助阿里巴巴，大多仍会去强化“渠道为王”的理念，这便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初衷错位。

    在笔者看来，打造一个工业购销专业化的流通体系的目标是好的，推动中小企业普及和应用电子商务的想法也是好的，但要谨防企业的单打独干独斗，哪怕是品牌企业。否则就会出现“政府花钱为企业分化埋单”的双重谬误。相反，要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出发，从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大局出发，其次才是渠道的延伸再延伸。

    还有一点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佛山和中山都与阿里巴巴联姻了，在公开报道的一些措辞中，“各自为政”的苗头出现。这固然是竞争的表现，但要注意分寸，这不是在街头“拉客”，这是在为产业结构优化而计，同在珠三角城市群，合作意识也不可缺，否则马云会躲到角落里“偷着乐”——双赢成了单赢，联姻的味道就变了。

东方愚 12月3日 东方早报特约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0/node62/userobject1ai43217.shtml

江南和两广地区在传统上就是中国的-富庶之地，诞生过众多的企业家和商人。近三十年来，两地又领风气之先，不仅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龙头，也可谓是当下中国最盛产企业家的地方。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改革边摸索，很多制度安排都具有一定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配置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得企业家能够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产生路径依赖，又会严重束缚企业家的创造性。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企业家历来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当代的两地企业家在面对变通性的制度安排时所展现出的不同的企业家气质，也很值得玩味。

珠三角的不少企业家擅长的是小变通，善于把握制度的变通性，在政策与制度的空隙间寻找发展的机会。那些多数习惯做“短线”、蛮赚一把就走的小企业主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以资本为王的知名企业家，也是屡屡游走于制度与法律的边缘。例如昔日游走资本市场的高手，屡屡创造资本神话的顾雏军，以不到3个亿的资本撬动了138亿元的国有资产，其把玩政策变通性的本领不可谓不强。不过他最终在盲目的扩张中倒下，被公诉机关以“虚假注册资本罪、虚假财务报表罪、挪用资产罪、职务侵占罪”4项罪名推到法庭的被告席上。令人吃惊的是，他在法庭上否认了检方的全部指控，甚至当庭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时。仅凭这一点，也注定了其必定落魄的宿命。类似的例子还有健力宝的张海等。

而最近广东佛山的焦点人物———“涂料大王”周伟彬被判缓刑，也为这种小变通提供了一个注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周伟彬此前常被稽查，罪名均为涉嫌逃税，最后因涉嫌逃税1500万元而陷入旋涡。在陆续缴上了税款后，11月29日周伟彬还是被判处缓刑（上图为周走出看守所）。

与珠三角企业家习惯性直来直去的脾性相比，长三角的企业主们就显得“精一些”，同样擅长资本运作，但更谙习政商语境。看看当下的红人分众传媒的老板江南春，与其说他的商业模式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如说他的善于周旋与变通为其分众帝国打好了铺垫。相反，长三角“二度假归隐”的严介和，鲁莽中将苏商集团从江苏搬往上海，“胳膊腿往外撇”的他后来几乎身陷入囹圄，成为长三角变通为王的商业旋律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再比如在现在炽手可热的地产市场上，每每在广东拿地，地产公司挤破了头皮，拿地代价一浪高过一浪，今年9月11日，保利地产42亿元在广州拿下了两块地，当日，富力地产又以楼面价18729元/平方米的价格刷新广州地王纪录，11月末笔者采访富力地产董事长李思廉时，他讲到18729元背后“先拿下来再说”的插曲，并坦言这一价格远高于其预期。

而我们看看上海地产市场，今年国庆期间，花木地块突然花落星河湾（广州宏宇）──一年前因地产商叫价太高引起市场指责导致拍卖流产，一年后价格走低却迅速落入星河湾囊中，要知道这一年中花木地块房价涨了一倍多。看来，外地企业也开始利用长三角变通的商业氛围。

实际上，“变通”在当下的中国政商语境下，是一个偏重褒义的词汇。特别当外资汹涌而入、央企整体上市加速、国际板与创业板呼之欲出、市场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时，一个企业主不懂得变通几乎等同于坐以待毙。在产品、技术、服务之外，变通成为企业变革的引擎，史玉柱的几次转型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与此同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广东地产商到上海变通拿地一下，“变通”作为长三角企业家优势的特征在慢慢褪去，事实上，就算劳动力成本等一些要素，其地域的特征近两年也在弱化。一个公司完全可以同时在广东和上海扎营，扬长避短，各得其乐。

所以，我认为如今的中国商业思维应当从原来的小变通向大变通的方向转型。小变通譬如项目优先、贷款优惠等，在小恩小惠的获取上“少食多餐”“碎步快跑”，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毕竟这种变通有为数不少的是行走在政策与法律的边缘。而大变通则是在小变通的基础上，从产业、商标、国际化等方面找寻到变通之道，学会大通融。

举个失败的变通案例。大家都知道卡通形象史努比，商业价值连城，然而，鲜有人知道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广东顺德马乐山老先生之手。随着史努比的更加走俏，去年的时候马乐山“变通”了一下，做了6万余个史努比模型，原因是当地相关部门建议上马一个旅游项目，然而项目没开始，史努比美国方就声称要打官司，因为马乐山“没有经过授权”，“变通计划”于是打了水漂。

我们常拿珠三角与长三角经济或商业模式对比，比来比去会发现，有些时候一方走的弯路，另一方后来常常也要走一遍。换句话说，如今区域经济的差异性在减弱，摆在面前的差异其实是阶段性的一种显现。变通是中国企业家不可或缺的精神，但如果还是在小变通的层次坐井观天，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难免会陷入疲于应付。所以只有学会大变通，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在宏观的产业层次把握住企业发展的主脉，才是企业家真正的立足之道。

东方愚
 
    阿里巴巴11月初要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据阿里巴巴10月16日公布的招股书的初稿，掌门人马云在上市公司内的持股比例不超过5%。这与马云此前“回馈员工”的口号相“吻合”。这种“有福同享”的作法一时间在业界传为佳话。

    陈天桥持有盛大75%股份，丁磊持有网易52%股份，李彦宏持有百度25％的股份。现在马云以不超过5%的持股比例号称履行公司上市给予员工套现的承诺，这张牌打的不可谓不精明。但马云真的是个“共产主义缔造者”吗？

    一边宣称不急于上市，一边是在纳斯达克和香港之间犹豫，马云的“江湖老油条”脾性再现。尽管阿里巴巴电子商务公司总裁卫哲表示“阿里巴巴最不缺的就是钱（坊间传称阿里巴巴目前现金储备近40亿元），我们的现金储备支撑集团业务50年运转没有问题。”但要知道，阿里巴巴现在是五驾马车——阿里巴巴、淘宝、雅虎中国、支付宝、阿里软件。

    在顺息万变的电子商务领域，永远不要夸自己的现金储备有多足，所以马云称阿里巴巴不急于上市，只是一种“幻觉式坦然”，所谓回馈员工，也就成了一厢情愿。史玉柱比马云彪悍的多，但也同样渴求资本市场的融资，巨人网络下月也要到纽交所上市。马云最后也选择了到香港上市。

    阿里巴巴上市后有数千名员工成为百万富翁，但这种激励对于祛除马云的几块心病来说，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心病之一便是百度的压力。数据显示，中国C2C市场近50%用户在访问电子商务网站前访问了搜索服务，而百度日前在搜索领域的市场份额超过70%。

    换句话说，假设客户访问电子商务网站都选择阿里巴巴或淘宝，近35%的流量是由百度带来的。这无疑成为阿里巴巴的一大掣肘。正如丁磊、张朝阳所言，阿里巴巴的最大竞争对手不是环球资源、慧聪等B2B网站，而是Google、百度、搜狐等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随着用户使用习惯与技术的发展，这两者会有交叉。

    马云是个营销高手，但他不是个技术超人。到现在，仍不可以说阿里巴巴有了令人折服的盈利模式。于是聪明的马云日前决定斥资百亿元打造电子商务产业链，上市融资成为不二途径。上市后募集到的资金，无疑将先行用以突破技术创新的瓶颈。

    从另一角度来说，李兆基等11位基础投资者正是看到了阿里巴巴的瓶颈，甘愿忍受两年的禁售期，来持股阿里巴巴。这种一场资本豪赌，游戏者是资本大亨，所阿里巴巴“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口号，无疑会让人笑破肚皮。

    正如没有人相信中石油回归A股是为让国人共同享有财富盛宴一样，未来阿里巴巴股票仍将是资本大佬们的宠儿。中小投资者永远是资本市场中最受排挤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大的心愿或许只是莫受虚假信息的侵蚀。

    然而，阿里巴巴没挂牌前，马云对阿里巴巴纳税的说法为坊间所垢病。两年前，马云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阿里巴巴每天纳税100万元人民币”，而日前阿里巴巴的招股书说，白纸黑字写着“阿里巴巴2006年共纳税7145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以一年300个工作日计，阿里巴巴去年平均每天纳税23.8万，不及马云当初夸夸其谈100万的四分之一！

    幸好那时阿里巴巴还没上市，没人太去计较这一“虚假数据”，昔日老伙计周鸿祎也只是笑称“马云爱说大话、吹牛。阿里巴巴上市后他就应该不会再乱说了。”现在阿里巴巴要上市了，谁能保证马云不再乱放烟雾弹呢——由于阿里巴巴融资额巨大，联交所同意其上市后公众持股比例低于25%，公众股占比如此之低，放烟雾弹的“被查系数”自然也比较低了。还好上市地点是在香港，而不是内地。

文/东方愚

对于流行与时尚，我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当然这一次也不例外──前几天在咖啡馆跟朋友闲聊，听到邻桌几个年轻男女正在为“流氓”“外教”之类的问题争论地面红耳赤，原以为其中哪个女孩儿被她的外教性骚扰了，然而朋友告诉我，他们所谈的事件，是前不久网络上炒的如火如荼的“流氓外教”风波。

回家后我像考试不及格后的恶补似的查阅这方面的信息。原来是上海社科院一个叫张结海的心理学博士，撰文披露一个叫Chinabouder的在上海担任外教的美国人玩弄“中国女人”、嘲讽“中国男人”的行为并号召“中国同胞”把其驱逐出境。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外电报道称Chinabouder其实是一个五人行为艺术小组，他们只不过是想测试“中国公众的态度”，更使人大跌眼镜的是──张结海也表示自己只是为了测试、量度“中国人的自卑心理”。

流氓外教事件的结局让许多人像吃了半个苍蝇一样感到恶心。被涮的滋味不好受，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知是我的神经迟钝还是其它什么缘故，我并没有为这种为这一“套中套”的伎俩义愤填膺，反倒想，到底什么人、多少人在真正关注此事。我打电话问了几个媒体的朋友，他们的反应非常平谈，称那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罢了。
 
忍不住想自夸一句──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与其称流氓外教事件暴露了大众的浮嚣，不如说那只不过是小众的一次狂欢行为而已。所有被打上“中国男人”“中国女人”“中国同胞”烙印的精神鼓动与感情怂恿，正是抓住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繁衍、派生之无事生非、小事化大的脾性，本质上根本反映和代表整个公众的价值取向与道德尺度。

新事件暴露的依然是旧问题，即无节制膨胀的愤青情绪。朋霍斐尔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的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 围绕流氓外教事件的争论今天可以结束，但是充斥在社会多个角落里“谩骂式爱国主义愤青”却仍将存在，甚至越来越多。

诚然，流氓事件中的愤青情绪与往常容不下小资情调、看不惯奢华的莺歌燕舞一类情形不同的是，基于现代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博客时代随性表达欲的泛滥，人们很难去考究一起事件的真与伪，就像陈易网上救母事件后来被暴出的一些内幕、富士康向记者索赔3000万事件戏剧性转折等带给人们的惊愕一样，事实的真相要么是权威者的隐私，要么是机会主义者欲擒故纵炒作的玄机。

所以我们也不能视这起事件中的愤青如同鲁迅当年痛斥的在爱国主义外衣包裹下 “爱国贼”一样可恶，而同时应看到当今社会语境下各利益群体对话渠道的不畅和对话方式的变异。如果不是出于炒作的目的，那么张结海对中国人自卑心理的研究采用披露流氓外教事件的方式只能说明作为学者的“张结海们”在心理学样本选取与研究方法上的乏力与不厚道。

张结海却又不亦乐乎地作起了启蒙者：“以前凡是遇到公众事件，总是经济、法律方面的学者站出来说话；这件事后，也许大家会发现公众事件中心理学的作用。”我们承认，近年来在孙志刚事件、贫富分化问题、小任湘殒命等公众事件中，法学家与经济学家频频以智慧者的面目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有人因此称“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学帝国主义”趋势明显；但是我们亦须承认，掺杂其中的不乏一些有悖常理、利欲熏心但仍以打着“民本”旗号招摇撞骗的伪道士们。然而张结海现在仿佛在点拨其它各领域的专家们“来吧，我们也可以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一样掌握话语权的！”

在专家言论充斥大众传媒甚至被敬若神明的如今，这种鼓吹无异是种危险的倾向。“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社会软肋警告我们，权力寻租与权利失衡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对公共事物的解构并不在于多少领域的多少专家参与进来了，而在于专家、公众，以及政府、民间组织是否同时积极、理性地坐到了谈判桌上。

细想一下，张结海不正是木子美的“学院版本”吗？网上炒的越火，媒体暴的越猛，他们越是偷着乐。不过两者不一样的是，木子美坦陈自己跟无数男人上过床，并“用液体写作”，而张结海的套子被识破后，仍然道貌岸然地辩护称自己所作所为是心理学研究方式的一种“创新”。搞笑乎？反胃乎？或许都不用；也不必像许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好事者”及媒体去引申、挖掘或强加给这起事件什么社会意义，或许，它从一开始就只是一场十足的娱乐秀。如果实在烦透了，你可以模仿多年前央视评论部内部晚会上一场名叫“砸烂电视”的小品一样──拔掉网线！

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怎么都没有想到，九年前他提出的“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如今在中国发展的如火如荼。仅仅富豪榜单这一项，每年不知有多少机构生产多少种形形色色的“产品”，以吸引众人眼球。“全球华人富豪五百强”一经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布，人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的一种现象是，香港富豪以绝对的优势，在富豪榜上傲视群雄──前三甲由香港包揽，上榜的香港富豪总数达47位，总资产占全部上榜富豪总资产的近1/3。

要不要“学习香港好榜样”？许多企业组织、专家、媒体，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香港富豪这一群体，与他们相比，内地富豪成长的软肋究竟在哪里？一轮大争辩后，答案仍停留在这几项身上──体制因素、创业环境、自身素质与公司治理能力；紧接着，我们便开始再一次进行“集体大呼吁”，呼吁内地市场秩序的公平本位，呼吁内地企业主修身养性、兼达天下，诸如此类。事实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误读着自己的财富观。

谈到财富观，自然会想到一个概念——“企业家精神”。管理大师德鲁克明确地把企业家精神界定为社会创新精神，经济学家汪丁丁从三个方面阐述企业家精神，他认为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层面是创新精神，第二个层面是理性精神和敬业精神，第三个层面是合作精神。如果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内地的企业家精神与香港相差甚远。

企业发展的激励与制约元素的不同，导致内地与香港企业在战略制订伊始，就有着本质的区别。香港企业可以以创新为第一目标，但内地企业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突破所处行业垄断壁垒的限制。换言之，香港的企业发展的核心方式，便是凭借智慧与知识，迅速高速变换赢利模式，几何级数地积累财富，并且通过回馈社会等方式为企业赢得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内地企业发展同样需要智慧与知识，可是其核心元素，对一些企业而言可能就是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如何委曲求全等等。

既然企业成长的土壤不一样，我们就没有必要用香港富豪的标准要求内地富豪。或者说，我们应当基于内地企业成长环境与企业家特质，去制订衡量富豪气度或魅力的标准。香港富豪李嘉诚去年年初大笔一挥，为慈善捐款78亿，我们在敬慕之余，回过头来对内地腰缠万贯却捐赠无几的富豪嗤之以鼻，显然是不合适的，或许一些富豪担心内地慈善救助体系的低通畅度使自己的善款打了折扣才“欲善又止”。事实上，内地各界在财富观上犯的最大的错误，便是重宏观感觉，轻细节行动。

从企业的层面看，内地企业、内地富豪应当学会“低头看路”，而不是“抬头看天”。应当多花一些精力与资源去关注一下企业存着微小痼疾的规章制度、以及供应链与客户链上的一些细微的瑕疵，而不是动辙张口闭口都是“进入全球500强”、“利润再翻╳番”。内地企业从不缺乏豪情壮志与运筹帷幄，内地富豪也从不缺乏真知灼见和雷厉风行，缺少的是防微杜渐的意识和细节管理的艺术。

从包括专家学者、媒体等群体在内的大众层面来看，我们也有必要改一改吹毛求疵的习惯和以偏概全的秉性了。不排除一些富豪在企业运作过程中存着着许多违规操作，有的甚至导致了巨额国资流失。但是，辱骂绝不是战斗，牟其中、张海、顾雏军倒了，我们一窝蜂来个“痛打落水狗”，虽说解气，但是无济于事。在我看来，专家、学者与媒体，要么做刘姝威式的先行者，要么做一个冷静务实的建设者，哪一富豪落马了，从个案当中挖掘公司治理、资本运营等企业共同的教训与危机，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与建议，才是正道。

我的翼望显然带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一个集体浮躁的年代，富豪们用尽一切手段搞起了资本积累竞赛、专家们热衷于关起门来大搞院派争论，一些媒体喜欢追捧“富豪理发一次花3000元的”类型的花边新闻…整个社会的财富观陷入了一种疲惫不堪却自我陶醉的病态困境当中。当然，基于中国经济急剧转轨的现状，以及贫富问题分化等社会问题的丛生，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那么务实、冷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我们必须顿悟的是，内地企业、富豪与香港相差甚远，恰恰在于我们太急于超越，以及于鞋带松了却视而不见，于是中途被鞋带给拌倒了。

文/东方愚

刊发于5月18日南方都市报，链接：这里

史努比是世界卡通史上最有名、最具影响力和商业价值的卡通形象，而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比塑料玩具的手模都出自马乐山先生之手，种类超过一万多件，然而马先生却从来都是低调处世，没有刻意追求社会知名度与轰动效应。这一切都足以赢得世人尊敬，于是国内媒体誉其为“史努比爸爸”，用这一形象的称谓来形容他在国内及世界卡通界的地位。

马乐山其实是史努比的“儿子”。我不敢对马乐山老先生不敬，也没有哗众取宠的意图。一个形象称谓有其特定的视角，“史努比爸爸”显然是从做工流程角度讲的，海量的史努比手模出自马先生之手，这一称谓当之无愧；“史努比儿子”则可以从营销与产业链的角度来审视，虽然马先生作品丰厚无比，但在史努比全球品牌营销的链接上，仍然处于最底端。

还记得几年前美国商务部网站上一组关于“芭比娃娃”玩具的数据：一个售价9.99美元的芭比娃娃，原材料成本只有0.65美元，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时总共增值9.34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制造”在这块全球增值的大蛋糕中只分得了0.35美元，占不到4％，而美国玩具厂商和零售商得到的却是我们的23倍。我没能查到卡通行业的情景，但毋庸置疑，马乐山先生从风靡全球的卡通人物史努比身上得到的利润，与其在美国的品牌所有者相比，只是九牛之一毛。

这便是我将马乐山称之为“史努比儿子”的原因，他给数不清的史努比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人们看到史努比或许会想起马乐山，但是，马老先生没有史努比的品牌所有权，通俗地说，马先生其实是史努比品牌的“打工者”而已。换个角度来看，史努比这一品牌现如今涉及浴巾、挂毯等家用纺织品；卡通钟表、体育用品、主题电脑、手机促销、流行食品饮料促销、特色机车、主题公园等产业，每年的利润高达十几亿美元，靠的正是卡通商品授权。

所以深圳动漫产业基地、中山文笔山大风车旅游项目与马乐山最近遇到的“麻烦”，也便在情理之中了。美国联合菲彻辛迪加公司运用的是法律武器——除顺德某公园外，没有授权任何人在公园上使用史努比的商标及卡通图形，“未经我们委托人的授权，马乐山是没有权利擅自制作6万余个Snoopy模型的。”也就是说，正在热火朝天推广的中山文笔山大风车旅游项目其实涉嫌侵权。而中方代表运用的，却是情感性执词——“‘史努比爸爸’是大众和传媒给的，不想让叫就不叫”，而对授权一事含糊其辞。

不管马老先生有多么受人尊重，一旦打起官司来，法律是唯一准则，情分只能暂且靠边。有人会说，马老先生被美国佬“涮”了，为他们出够了力，最后却可能被告上法庭。在我看来，为人低调的马乐山，这次不是被美国佬涮了，而是被自己人给涮了——动漫产业基地、文笔山项目的承办方，甚至当地政府，只是急于考虑将本土名人马乐山的成果给产业化——毕竟是家乡人嘛，然而忽略了知识产权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管理学上有个“墨菲定律”，意思是说如果坏事有可能发生，不管这种可能性多么小，它总会发生，并可能引起更大的损失。虽然马乐山老先生或许也从未想到过，自己在卡通界打拼了一辈子，最后会趟上了这么一遭不明不白的浑水。但是即使换上张乐山、王乐山，哪怕名气与成就比马乐山还要大得多，只要地方政府在文化产业方面急功近利，官司该来的终究要来，到时候原来的畅想与产业畅想，或许只能是一场梦，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

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中国是一个创意人才辈出的国度。但唯一却是致命名的欠缺，便是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不足。一方面就像现如今的史努比事件一样，深圳动漫产业基地与中山文笔山大风车项目即使欢天喜地开张了，前途仍在风雨飘摇中。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的流失，再提韩国争将端午节列为他们的文化遗产可能有些老生常谈了，君不见，多少中国民间工艺渐渐销声匿迹，长年致力于民间文化艺术保护的冯骥才甚至曾在不同场合指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每一分钟都在流失。”揪人的是，许多中国的文化产品与民间工工艺，流失到国外后贴上人家的牌子，然后又以高价拿到中国市场上出售。这是何其大的反差？

在媒体对马乐山的热捧中，我抛出“史努比儿子”的论调，只是想充当“皇帝的新装”故事中说出事实真相的小男孩。进一步而言，马乐山当一回笔者笔下的“史努比儿子”并不要紧，要紧的是，地方政府与企业不能再继续为了招商引资，只是乐此不疲地沉浸于顾锣鼓声声而纵容侵权而淡漠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了——中国经济的深入转轨，载不动太多这么样沉重，因为它的机会成本实在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