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仍在服刑的黄宏生最近成为坊间的焦点人物。原因其夫人林卫平“抄底”创维数码（00751.HK）。据报道，今年2月4日至4月15日，林卫平9次出手，以平均每股约0.745港元买入共382.6万股，涉及资金285万港元。问题在于，一是林卫平乃创维的执行董事，二是4月22日起，创维股价即展开一波强劲的反弹行情，至5月16日的17个交易日内大涨近50%。

创维股价飙升或与公司回购股票有关。从2008年4月29日到5月27日，创维数码先后9次共花费878.74万港元回购了1039.4万股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作价从0.72港元 到0.88港元不等。创维回购股票后将予以注销，以提升现存股份的价值。***创维报收0.84港元。日本大和研究所分析师称，创维股价仍被低估。创维内部相关负责人也称，创维2007年报会“更好看”，也将刺激股价提升。

林卫平的行为引起了市场的质疑。作为公司的董事，屡购自家股票，且大批购进恰好在公司回购之前、大幅拉升之前，这种时机上的破契合让中小投资者很受伤。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创维将“屎盆子”扣到了黄宏生的头上──创维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梁子正称，林卫平并非自己购买股票，而是受托帮黄宏生购买，目前黄宏生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已不是董事，所以购买股票前无须通知公司；同时申明，公司回购与黄宏生提前增持并无关联。

庆幸的是，林卫平所持有的股票到现在仍未抛售，账面获得也相对“微薄”，这可能是令中小投资者稍稍松了口气。但这是两码事，梁子正的辩解也明显有失偏颇。创维是于去年9月底公布了每股净资产逾1.4港元之亮丽业绩后决定启动回购计划的，而这一计划需要董事会通过，林卫平又是董事之一，这种提前知道消息而“埋下种子”的行为，仅仅用“受托”二字就可以轻轻带过？

林卫平事件让人想起王江穗──王石的妻子。去年7月6日，王江穗以均价19.38元购进4.69万股万科股票，涉及资金超过90万；4天后深交所将此事公告却未引起关注，也就是从这时起，万科利好不断，包括与亚洲巨头房企业合作、审议增发事宜、上半年业绩大增等。这些利好刺激下，万科股价大升。事件被伟媒引爆后，万科在后来的公告中称，股票是在王石与王江穗均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后者的代理人买入的。如果按7月23日收盘价计算，王江穗获利超过32万元，此收益被公司“收缴”。

两起事件对比颇有意思。妻子们在“抄底”时，一人当时在监狱，一个当时在登山。非常注重自身及公司形象的王石断不会因为区区30万而去冒险。所以可推测万科公告基本属实，乃王江穗代表人“误买”。什么叫“误买”呢？比如说如果万科公司内部有个团队在搞私募，就专注于做万科的波段，其中开的一堆账户，王江穗的也在其中，那么“误买”不难理解。就算不是“误买”，王石也不会加以纵容。

同样，如果林卫平为了获利，在大涨近50%时的高位为何没有选择抛出？可以推测，林卫平之举是出于一种“长远”的考虑。由于大股东黄宏生出狱时间会比预期的要提早一些，而创维股价继续上行并无悬念，林卫平的行为，以及首席财务官无为的辩解，都在维护黄宏生的“未来收益”。要知道黄宏生当年挥别创维，第一时间内受托主持工作的不是妻子林卫平而是张学斌。2006年的中秋节，黄宏生在给创维董事会扩大会议的信中写道：“……活在一个充满斗志的创维生命中，我怎么会孤独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林卫平的行为违规了，或是说钻了相关法规的空子。林江穗当时把股票卖出后上缴公司，王石再道个歉，就走向风平浪静了，但“误买”背后的故事很少人能得知。如今林卫平以及创维其他高层的说辞，可以嗅出创维在资本市场的凌厉远没有结束，普通投资者同样是雾里看花，难道因为林的账面盈利甚微就可听之任之？香港相关部门显然在这件事上的作法也存在应商榷之处。

东方愚

万科在地震后的捐款数目竟然“一石引起千层浪”，这多少令掌门人王石始料未及。5月20日，万科发布公告称，宣布以“纯公益性质”参与灾后重建，批准公司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累计净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重建事宜。与此同时，王石通过网媒表示“反思”和“道歉”。他为自己的“十元论”画上了句号。

奇怪的是，王石此举并没有引来多少喝彩。相反，批评声依然高涨。在几个网络社区中，关于“你接受王石的道歉吗”的投票中，“不接受”的票数遥遥领先。更有一些网友将万科捐款由200万元提高至1亿元（3至5年内累计），视为王石的“赎罪”之举，诸如此类。

最近几日与万科同时陷入不爽的还有麦当劳。地震后外企捐款数量之少引起民众反感，“国际铁公鸡”一时剑指众国际巨头企业。麦当劳或在压力之下，在之前捐出150万元款项和价值50万元的食品后，追加1000万元捐款。然未曾预料的是，在19日起的地震“默哀日”，麦当劳在南京某报里夹的彩页广告引起“民愤”，从而产生冲突，一家麦当劳一度中断营业。

万科与麦当劳比那些财大气粗却分毫未捐的企业以及捐了区区几文钱就大肆宣传的企业不知要强多少倍，与那些捐巨款的垄断国企相比同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那些企业的捐款纯粹只是“左手到右手”的对倒游戏罢了，有“父爱主义”在，慷慨又何妨。然而，枪打出头鸟。在这一亘古未变的“真理”面前。万科与麦当劳却不约而同的摔了一跤。

以“伤害民众感情”定罪，这对商业企业来讲，始终是边界模糊的一种难以承受之重。除非在原生性的宗教或伦理方面刺伤民众感情，否则譬如何种方式做慈善、捐款多少为宜等，在没有一个权威的第三方评定、审查与沟通机制面前，容易产生偏执的看法，扯皮成本加大，整个慈善氛围的纯度也就打了折扣。

万科在宣布参与灾后重建后，质疑声马上就来了：万科是否会越过招标的屏障，强者先得？万科给出的答案是：不管灾区重建的土地以何种形式出让，万科都不会拥有产权，包括住宅区开发。然而此语一出，质疑再起：万科此举仍是“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云云──在这种步步为营的质疑和猜忌面前，王石沮丧可想而知。如果这是他“咎由自取”的话，那么有没有考虑过对其他的企业与企业家产生的“负示范效应”──对步履维艰的慈善产生一种恐惧感？

慈善营销与公益营销欧美企业界很常见，甚至有的企业的推广也存在商榷之处，比如微软称把MSN广告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聊天用户选择的慈善机构。显然，“一部分”甚为含混。有意思的是，这并没有妨碍之前千万网友在MSN上“红星照耀中国”表达爱国热情。对照今日万科与麦当劳之郁闷，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对自己的慈善理念有个再反思、纠偏？

 东方愚

    王佳芬最近又“热”起来了。这源于她的传记《新鲜15年：我和光明》的问世。从光明完全抽身而出了，这给了王佳芬评说当年事的心境。我读了这本书，感触最深的一点是，王佳芬也打感情牌，但她显得很优雅，同时也比同行的宗庆后要从容得多。

    我指的是王佳芬回忆光明与达能的竞合过程中一些人与事的姿态。她称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为“一条黏虫”。王佳芬在书中称，秦鹏“受命于危难”而出现，却不能当即挽回达能的颓势。达能的鲜奶和酸奶都遭遇连年巨亏，只能另谋出路寄希望于光明的现有优势。秦鹏力主将光明与达能 “合起来经营”，并希望达能获取经营权。只可惜在个性强硬的王佳芬那里这一招却总是行不通。但秦鹏并不气馁，运用各种方式游说王佳芬，结果联姻成行。

    最近有媒体把王佳芬对秦鹏“一条黏虫”的称谓拿出来做文章。这不过是新闻炒作罢了。不过，王佳芬对秦鹏，和宗庆后秦鹏的态度对比一下，很有意思。尽管王佳芬对秦鹏的攻略有时也萌生烦意，但从经理人的角度来讲，她却对秦鹏甚为佩服。她在书中说，“在我交往的人中，秦鹏可以算是最坚持不懈的经理人。我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

    而日前当宗庆后“3亿元偷税门”事件被爆出后，宗庆后得知后气不打一处来，直接称是秦鹏在背后搞鬼。

    直观地拿王宗二人与秦鹏的交涉作对比，显然不太恰当。细想一下，王佳芬与宗庆后的机缘差距实在太大。当初娃哈哈与达能成立合资公司，1997年金融风暴后娃哈哈错失回购百富勤所持股分的良机，使得达能所占合资公司股份超过了50%、从而取得了控股权。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宗庆后打出不同的牌，特别是感情牌时意气奋发，但一旦提到11年前这件事时就郁闷不已，从根子上理亏，感情牌只能延缓灾难而不能消除它。

     而王佳芬呢？1995年与达能按照之前的约定以5：5的比例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然而没料到达能自作聪明地将新鲜奶设备换成了常温奶设备，结果产品卖不动。王佳芬主动放弃50%的投资权，而仅以土地和厂房作价，成为持股18%的小股东。也就是说，与宗应后不同的是，王佳芬在与达能的合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是“越被动就越主动”，而宗庆后却是“越主动反而越被动”。

    事实上，王佳芬的坚持，更表现在当光明遭遇一些潜规则时，仍能据理力争。换句话说，潜规则或是“敌人”，但要学会利用它，这叫另一种方式的“随遇而安”。比如她提到在秦鹏当初搞“后台进攻”，曾写信给市长韩正，游说上海国资委等。这种轰炸式的进攻还真奏效，一向态度坚持的王佳芬妥协，当然伴随的是她提出的一些条件。但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在与外资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是绕不开的。

这一规则结果被宗庆后演绎的淋漓尽致。冯仑在《野蛮生长》中说，“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有企业家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最近娃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然而宗庆后也没有秦鹏幸运，在“达娃之争”中，尽管政府部门“偶尔”有过表态，却并没有过多干涉。所以扯皮成本越来越高。但这一问题最后的彻底解决肯定仍是行政部门的调解。

    从这一角度来看，所谓企业家的优雅与从容，与政经局势是密不可分的。时过境迁，即使有些举措你回过头来看“很傻很天真”，但你必须那样做，因为那是潜规则。

文/东方愚

    听说万通的楼盘也开始打些折扣了。看来冯仑“学习万科好榜样”始终不逾。5年前他提出这一口号作为新年献词，现在仍在喊，仍在做。不过回头看一下，王石“拐点论”之后的低价售楼行为其实被传虚了，为什么呢，一来万科的降价主要是在北京和广州，二来，要知道现在拿地成本比以前低了，比如2007年12月6日，广州市大批放地，然后热脸遭遇了冷屁股，12块地，两块因无人竞价而被政府收回，5块出现只有一家开发商竞价的景象而以底价成交。其它几块，也是场面平淡。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房价低一些，再正常不过，一些人上纲上线称“社会责任”使然，实在扯得太远了。

    我要讲的不是王石，而是王石的粉丝冯仑。以前笔者写过一篇文章，叫《妥协浮世纷》，拿两个人物作对比，一个是顾雏军，一个是盛宣怀。顾雏军很“实在”，在法庭上曾当场妙语如珠般吐出了一些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名字，结果吃不了兜着走，没几人同情。盛宣怀是清朝不可一世的红顶商人，虽与有李鸿章罩着有关，但个人的变通连大盛宣怀20多岁的胡雪岩都不能比。

   变通，书面语叫“以退为进”，口头的翻译叫“扮猪吃虎”。这当然不是在抠字眼、论孙子兵法。把冯仑比作盛宣怀当然不妥，但他比顾雏军要聪明一百倍。从冯仑当年给牟其中当差时的不辞而别，与陈希同案发后，持有万通股份的案中人逃跑时向冯仑索要30万美金顺利到手，可以看出，走在河边不湿鞋固然重要，能一直穿着鞋、不去想着脱鞋，就难了。顾雏军最后想脱鞋，最后就栽到河里去了。

    这些都是江湖旧事，提一提过过嘴瘾尚可，说多了就难免有“站着说话不腰疼”和“马后炮”的味道，令人不齿。再回到现在房价的问题上。王石的“拐点论”引起坊间争论，冯仑在此间，没有拿拐或不拐说事，不过他多次提到行业洗牌的说法。大概的意思是，未来几年内，国内的6万家地产企业，最多只有三五千家能活下去，其它的，要么改行，要么死掉。

   印象中持“洗牌论”的，先前有经济学家郎咸平，策划人王志纲等。洗牌，表面洗的是视力和实力，实质洗的是资源。谈资源就不能避开“变通”不说。这是冯仑的长项。你看一看，2007年房价涨的很凶，但王石与冯仑，从来都是“只涨不说”，什么也不说。倒是一些小的地产商放出“房价下跌会死人”的言论，听起来像模像样，其实是他们内心恐惧的一种映射。

    去年底开始，房价上涨的加速度确实小了，又临近春节，春节后不久又是两会，再加上现在宏调加紧，美国次债危机余波扩大，现在的地产商，又开始粉墨登场，表演。表演什么？装猪。“装猪”是为了“吃虎”。在这一项上，冯仑装的最隐蔽，潘石屹目前装的最直白。冯仑中性地说，现在政府和地产商关系进入了调整期。潘石屹则较活跃，一会是为廉租房呼吁，为二手房呐喊，一会又说作为北京人大代表“有压力”。但背后却为盘盘，如何顺着政府意图出奇招，（如冯仑所谓的“守正出奇”？），比如大量收购烂尾楼等。

     冯仑是在高调中低调，低调中高调。你看他写的《野蛮生长》，谈了许多江湖事，比如谈成克杰，陈希同，许多人都避开而不及，以此为讳言。但冯仑开讲了，而且讲了不少，但当你听完了，又发现他并没有讲什么“特别”的。所以我给朋友说，他的这本书，其实真正精彩的，他没有讲，也不便讲。同样，在现在地产行业转型的时候，精通变通之术的冯仑，真正的招术暂没多少人能看出来，能看见的，倒是他的娱乐，比如说“单身女青年推高了房价”等，再能看见的就是他到处“示弱”，天天宣讲要“听党的话、跟党走”。

    冯仑在其电子杂志《风马牛》中说，大家要适应英雄，“有一天万科有了纽约的男朋友，成神了，说什么都对，大家也要习惯”，他的“神化说”是拿章子怡打的前锋，于是冯仑说，“今天，你变成章子怡了吗？”有朋友说，冯仑对王石的神化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妥协，目的鞭策自己也变章子怡，越越万科。此言不差，冯仑可谓是个“妥协王子”，对政府，对媒体是“扮猪吃虎”，对同行如此也不难理解，那是一种英雄主义气概的阳谋。

文/东方愚  

    无论营销市场终端的方正，还是资本市场的方正，现在都遭遇瓶颈，习惯了为别人提供ERP系统的方正，现在不得已广听外脑的建议与意见了。

     方正集团日前荣获“2007年度中国最佳企业公民奖”。其掌门人魏新当时称，20余年来，方正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的方正。毫无疑问，此言是老魏不失时机对“中国的方正，我们的方正”口号的再推广。然而，同样是在2007年12月，方正花大本请王力宏作其笔记本产品形象代言人，欲走时尚路线。

    魏新这一举措，与其加强电脑这一核心业务板块的思路有关。现在方正集团IT和医药医疗两大主业外，还涉足证券、钢铁、银行、教育等领域，可谓遍地开花；有关方正多元化之弊市场争议已久，方正也有所觉醒，遂考虑收窄战线，夯实主业。据悉，方正集团今年将投资数亿元支持方正科技做大笔记本业务。

    当方正集团授权的某咨询公司向笔者询及如何圈点方正电脑的营销策略时，笔者颇感诧异。在我看来，对方正而言，终端营销的软肋固然值得关注，但这却不是问题的核心。事实上，方正现在陷入了多个业务板块间利益纠缠难厘清，责权混沌的囹圄当中。

   以一个产业外围的观察员来看，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是，方正的摊子铺得越大，集团的控制权就收得越紧，这种作法表面看是为了控制风险，实际上往往伴随下游企业的压抑感加重，交易成本陡增，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细心的人会留意，方正在市场上的传闻特别多，从几年前的人事大变动从传言到成真，直到不久前关于方正集团将出售方正科技的传闻被辟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方正的故事性够强。在资本市场上的方正，看起来多处开花，但无论是在港的方正控股、方正数码，还是A股的方正科技，业绩均平淡无奇，方正集团更是有意淡出方正数码。海外上市层面，从数年前方正有意到日本和马来西亚上市，到现在的旧话重提，我们耳旁充斥的，除去玄虚的传闻外，仍是传闻，具体IPO规模、步骤的“实质性传闻”倒是想听也无处可听。

    方正急切打造上市群，不能不令人怀疑内耗导致的其资金链紧张。资本市场打假专业户“申草”日前推出的“2007年度十大报表有粉饰嫌疑公司”榜单中，方正科技赫然在列。申草称，方正科技的主业是一个不赚钱的买卖，但近几年，其净资产收益率都保持在9%-10%之间，利润操纵痕迹明显。此外，“方正科技占净资产近90%的货币资金已被挪用或实为虚构，但证监会为何还是通过了其配股申请？”

    可以说，方正意欲通过资本市场长袖起舞的手段来化解内耗的作法，中看不中用，反而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就像笔者之前在本专栏中提及的另一企业人物——全聚德掌门人姜俊贤。全聚德扩张路走的急促，危机潜伏，但由于其国资背景，姜俊贤“上了路”，尽管是一把手，也很难勒一把缰绳了。今天方正的魏新何尝不是如此，一个庞大的方正王国，明知道在走弯路，但覆水难收；轻内部利益格局的梳理，重产品终端的促销与转型，又可谓本谓倒置之举。

    事实上方正的终端促销与转型同样乏善可陈，特别是其日前决意走时尚路线这一思路很值得玩味。一边是“中国的方正，我们的方正”的严肃，一边是王力宏玩转时尚，似乎很难对路。莫非，可以为这一对矛盾体找个兴奋点，比如让王力宏穿上《色，戒》中的革命服装，一脸激情，手捧方正电脑，义正辞严地喊“中国的方正，我们的方正”？

文/东方愚

     听说中电联秘书长王永干最近如坐针毡。一份根据“客观现状”而于12月初向发改委上书的要求明年上调电价的报告，竟然在市场上激起千层浪。各种质疑声四起，大都为斥责中电联的代言人的身份，更有人不客气地称“中电协与方便面协会性质无异”，言外之意就是说，中电联“惟电价上涨是瞻”的面目可憎。

    王永干这种如坐针毡状今年已不是第一次，上半年出面代言发电企业要求上调电价，被媒体报道后，恶评如潮，听说中电联差点在冲动之下起诉传媒。王永干觉得自己的“委屈”之处在于，如今现国内主要的发电企业和能源投资公司所属的发电厂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的已达到半数以上，今年电煤价格涨幅早已超过国家规定的5%，但煤电联动未启动，现在在电煤衔接会召开前，不少煤炭企业已责令电力企业在限期内迟早签订供需要合同，所以中电联的行为“份内事”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电联的“委屈”倒是实情。不过现在比较扎眼的是发电企业的利润。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电力行业利润总额637亿元，增长57.6％，电力生产业实现利润359亿元，增长40.8％，电力供应业实现利润278亿元，增长86.3％。利润增幅如此之大还要求上调电价，中电联的行为显然会引起非议。

    更为“巧合”的是，国家电监会12月6日发布的监管公告称，今年抽查的275家供电企业中,有近三分之一存在违反国家节能减排、乱收电费等问题。另一方面，今年9月末，王永干也曾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关停的551万千瓦的小火电中，五大发电集团就占了450万千瓦，占比竟然超过80%！

    尽管中电联要求上调电价的理由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一个体制如果出了问题，涨价只能解一时之痛，而不能治一世之病，何况五大发电公司本身本并没中电联在日前的紧急报告中所提的那么“伟大”，比如在报告中称“今年前三季电企利润增长主要是电力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节能降耗，高效新机增多、电量超发以及减少常规检修、部分电煤涨价未计入成本、非主营业务利润增加等因素支撑。”这显然言过其实。真若如此，是不是应让王永干组织这几家发电巨头向全国工业企业传授节能降耗心得？

   笔者在撰写本文的时候，听说中电联马上又要组织几大发电企业商讨“危机公关”，据悉办法之一便是给市场及公众公布其较为详尽的利润来源报告。事实上，细心的人会发现，中电联在日前的报告中把其发电企业利润增长的第一个原因归纳为“加强内部管理、节能降耗”，显然这只是为响应主流的号召的托辞，而“非主营业务利润增长”这一含混的用词放在了最后的位置，颇有意思。

    为什么这样说呢？拿华能国际来讲，根据其财报，今年前三季度华能国际净利润为44.65亿元，比增超25%，不过，华能国际随即称，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公司持有长江电力（600900.SH）逾1.71亿股，由于该部分股票归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所以今年前三季，华能在长江电力上的投资收益同比增长200%以上，利润达13.45亿元。

    可见，炒股来弥补主营的惨淡是一种良方，但中电联显然不想说的那么明白，或许担心再次引发市场对发电企业“不务正业”的质疑。事实上，在笔者看来，中电联和众企业大不必对此讳莫如深。社保基金被鼓励入市增长，电企炒股如果遵循一定章法，同样值得鼓励，在涉及民生的领域，通过资本市场增值远比依据“半拉子的市场化”来实行成本转嫁要可行的多。其实王永干早在三年前就曾呼吁，“积极推进电网公司进入资本市场”。

    简言之，如果中电联及发力企业总是围绕涨价说事，在现在CPI高企的情形下，不但可能仍不能获批，还会屡次三番地被背上骂名。所以不如换个思路，如进行股票投资，以及绍大唐等企业日前纷纷发行企业债等，再如华能、大唐、国电等与美国博地能源合资投资项目，监管部门也可逐步考虑国际能源巨头与我国发电巨头的交叉持股等，尽管如此之为仍属“委屈”，但这种边缘式突围的方式或许至少当下是最为可行的。

东方愚
 
    打开浪莎集团的网站，“企业简介”一页，“唯一性”“四个最”“十个第一”赫然在目，浪莎在纺织品业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俨然将董事长翁荣金与家乐福、沃尔玛间的交织的爱和恨完全“覆盖”。

    9月初，翁荣金因为拒绝与家乐福、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巨头“廉价合作”而成为媒体聚焦人物。翁荣金斩钉截铁地向传媒表示，国际零售大鳄必然给予中国自主品牌最大的尊重，让中国商品以独立品牌的姿态进入其销售通道。他直接向沃尔玛“开价”：不提高30%以上的采购价的话，以后就别想再与浪莎做生意。

    翁荣金直接向沃尔玛叫板一时引起制造业强烈关注。尽管不少人认为，老翁此举，有“破坏性开采”的意图，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下，沃尔玛仍然死咬当初定下的低的可怜的采购价，翁荣金显得觉得很“受伤”，所以与其“等死”，不如大声疾呼。

    不过，翁荣金也深谙他振臂一呼的收效很可能微乎其微。在美国，供货商与零售商间的关系是绝对对等的，比如今年6月的美国“丽晶案”，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裁定，丽晶皮革公司由于零售商的肆意打折行为而中断向其供货的行为是“合法”的。然而在中国，国际零售大鳄的强势话语权从未有过丝毫消减，饱受“双头挤压”的制造企业只能牙打碎了往自己肚子里咽，充其量只能惨淡地振臂一呼。

    然而，令翁荣金始料不及的是，强硬的国际零售大鳄沃尔玛日前突然变脸。美国当地时间9月12日晚，美国电视观众惊奇地看到，零售巨头沃尔玛“永远低价”（Always low prices）的广告没有出现，替而代之的是“省钱让生活更美好”（Save Money，Live Better）。这或许意味着，沃尔玛凄终端销售的低价路线变将有所改变，相对应的，沃尔玛将向供应商适当提高采购价？

    沃尔玛能让它在中国的供应商们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吗？似是而非。长期以来，国内制造商习惯了价格战，而国际大鳄沃尔玛看重的正是低价，所以在质量基本达标的前提下，一些制造商患上了“沃尔玛依赖症”，低价成为唯一的“信仰”，尽管浪莎对品牌的价值甚为重视，但同样屈服于零售大鳄的淫威之下。

    换句话说，沃尔玛变脸容易，其在中国的供货商转型要是难上加难。之前沃尔玛采购的习惯作法是，先给供应商一些小订单，然后慢慢扩大，供应商在大单的诱惑下，盲目扩大产能，加之沃尔玛一些大单要求的交货期限很短，供应商不得不牺牲其他客户的采购单，而钟情于沃尔玛，另一方面由于沃尔玛对价格相当苛刻，所以供应商竭其所能压低成本，重价轻质。如今沃尔玛突然要改变采购标准，供应商能很难随之迅速实现转型。

    正应了那句俗语，“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零售大鳄在采购价上“松口”，远非供应商想的那么简单。至少在中国范围内，将引发供应商的大洗牌。这一洗牌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原先患上原先对沃尔玛依赖有加的制造企业将可能被淘汰出局；二是沃尔玛原先所青睐的作坊式的小供应商将被整合，规模化、专业化的大中型供应商将抱得绣球。

    向来甚为注重品牌建设的浪莎能抱得绣球吗？浪莎网站上一篇“从规模竞争转向速度竞争”的文章便是答案。浪莎同样面临转型之痛。在成本陡增等压力下，翁荣金不得已提出“品牌战略需要速度致胜”的口号，然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翁荣金豪情背后，脸上依然写满了新的酸楚符号。资本市场上横冲直撞的*ST浪莎给不了投资者安全感，甚至有人为翁荣金捏一把汗。现实中的翁荣金，能真的打起精神来重新考量与零售大鳄的竞合策略，给人们以一丝安全感，同时给制造业同行以一丝鼓舞与欣慰吗？

沃尔玛终于顶不住了。当地时间9月12日晚，美国电视观众惊奇地看到，零售巨头沃尔玛“永远低价”（Always low prices）的广告没有出现，替而代之的是“省钱让生活更美好”（Save Money，Live Better）。

与其认为这是沃尔玛广告向更为人性化方向靠拢之策，不如认为这是沃尔玛在国际油价高企、与供应商摩擦不断、觑觎高端消费市场等因素压力下的无奈之举。

沃尔玛在中国开店总数已达86家，加上好又多的101家门店的话，总数则是187家。如此庞大的摊子，采购量也是惊人的。近两年以来原材料成本急剧攀升，但沃尔玛要保持“低价”或“平价”的风格，所以与供货商间的利益战从未停息过。其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一些中国工厂不得已放弃沃尔玛的订单，而沃尔玛也开始向“印度制造”等伸出橄榄枝，数据显示，以去年沃尔玛以通过全球采购办在印度的直接采购量为6亿美元,，而此前一年这一数字仅为3亿美元。

今年7月中旬，国内的“袜业大王”浪莎称，月底交完最后一批货后，不再接沃尔玛的订单了。尽管浪莎“变被动为主动”之举有形象营销之嫌，但沃尔玛对供应商的重重“压榨”暴露无遗。9月12日沃尔玛的新广告预示着原先标榜的与供货商一道“将增加的成本消化在生产管理环节”的美好愿望难以实现。那么，沃尔玛逐步考虑摒弃低价策略后，中国的供应商是否应该欢欣鼓舞呢？

接理说应该很激动，因为那意味着沃尔玛将提高采购成本。但事实上未必如此乐观，问题首先出在国内的供货商身上。长期以来，国内制造商习惯了价格战，而国个大鳄沃尔玛看重的正是“低价”，所以在质量基本达标的前提下，一些制造商“低价至上”的理念占了绝对上风，同时患上了“沃尔玛依赖症”。

何谓“沃尔玛依赖症”？由于沃尔玛给供应商的订单一开始是很小的，然而慢慢扩大，供应商在大单的诱惑下，盲目扩大产能，加之沃尔玛一些大单要求的交货期限很短，供应商不得不牺牲其它客户的采购单，而钟情于沃尔玛，这便是“沃尔玛依赖症”的前兆。这种情形是很危险的，一是“重量重价不重质”的供应商，很容易因为产品不达标而一败涂地，二是，当零售商要求提高产品质量标准时，供应商因无法迅速完成转型而元气大伤。

换句话说，由于国内不少供货商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即使现在沃尔玛提高采购价，未必是他们的福音。笔者认为，沃尔玛“低价策略”的逐步谢幕，至少在中国范围内，将引发供应商的大洗牌。这一洗牌过程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原先患上“沃尔玛依赖症”的企业将可能被淘汰出局，二是沃尔玛原先所青睐的作坊式的小供应商或将被整合，规模化、专业化的大中型供应商将得绣球。

事实上，由于博弈过程中沃尔玛话语权的绝对强势，不排除洗牌后的新一轮的供应商也慢慢患上“沃尔玛依赖症”。在美国，今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一项判决颇为引人注目，判决认为，作为供应商的丽晶创新皮革制品公司因为零售商拒绝遵守其规定零售价，或说是不打折政策而中断供货的行为是“合理”的，先前下级法院关于丽晶向零售商赔偿损失120万美元的判决无效。显然，“丽晶案”中供应商与专卖店或零售商间的关系是对等的，供应商有权限制零售商的肆意打折，然而在中国，由于法律的瑕疵和行业协会等机构的有近乎元，沃尔玛在向供应商下订单时就等于宣告要大打打折牌，然而被挤出局的企业，充其量只能发出“浪莎式呼喊”。

沃尔玛去年开设“Metro 7”女装店等举措，目的就在于逐渐博得高端消费群体的关注。如今又花大钱作广告，将“永远低价”换了脸，其进攻步伐的加紧可见一斑。对于沃尔玛的中国供应商来说，切莫看到沃尔玛将提高采购价的苗头就草草窃喜，保不定一场灾难正在降临。同时，沃尔玛变脸无异于再给“中国制造”泼冷水——“低价至上”及各利益主体一盘散沙这两大软肋一日无改观，“中国制造”就可能一直给国际大鳄当玩偶。

东方愚 7月30日 广州日报专栏

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即不可能有100元的大钞平白无故地躺在地上等着你来捡。但又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地上总是有零钱而且是很多零钱可捡的，于是，他们试着以自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去捡这些钱。投机于是产生了。打击投机也随之而来。问题就在于，连打击者也不明白，怎么样去捡钱最有效。

“非法集资”可谓屡禁不止，去年平均每天都有超过5起的非法吸储和诈骗案被查处。但是直到今年7月27日，国务院批准建建立由银监支牵头成立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时，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谈及民间借贷、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的区别时，依然是含混其辞、隔靴搔痒；特别其以“不是为了排忧解难”为判定非法集资的标准之一的“友情提示”，实在让人贻笑大方。

近些年被查处的所谓非法集资的代表人物，或许不少人一口气能倒出一大串：孙大午、唐万新、吴英、带头大哥等。尽管有的是“大非”，有的属“小非”，但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案件被查处后，不少人为之“惋惜”，或道上一句“运气太差”的评价语。这种舆情一方面折射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软肋，另一方面则道出了非法集资的“二八现象”。

所谓非法集资的“二八现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20%的人掌控了80%的非法集金额，二是仅有20%的集资案件被查处。换句话说，部委与传媒所爆出的查处案件，只是整个灰色金融链中的九牛一毛，一些真正的大案要案，或因为特殊的原因回避，或仅是雷声大、雨点小略做震慑，到最后不了了之。

既然查处非法集资的交易与扯皮成本如此之高，民间有声音认为，一种制度既然能稳定地存在数十年，应当是各方面力量均衡的结果，也许眼下并不存在更好的制度安排了。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道理，但它掩饰了促使非法集资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即合谋。事实上非法集资已陷入“囚徒困境”──合谋（比如官商勾结）既使非法集资成为一种相对稳固运行的制度安排，也使中国金融安全越来越受百虫之侵。

清末重臣李鸿章对盛宣怀当时经营公司的评价是，“通过‘办大事’进而‘做高官’”。而盛宣怀为了在各种集资行动中获维护形象，最初“不经手银钱，亦不领局中薪水”。“盛氏风格”成为红顶商人的一面旗帜，合谋也成为光明正大牟取私利的不二法宝。百年之后，中国商界被查处的非法集资案，依然大都带有合谋的色彩——唐万新出事是因为纸里包不住合谋的火，而孙大午出事则是由于心中受不了被劝合谋的堵。

一直到今年以来的合作建房事件、吴英事件、“带头大哥”事件，以及最近媒体爆出的“权证一哥”事件，民间集资可谓如涌如潮。然而，面对投资者情愿将资金交付给或许素昧平生的集资人的情形，监管层总是习惯性地摆出给民众灌输“风险教育”的姿态，而丝毫不能给出略多一点的、真正符合民间风格的投资选项，这是金融转轨过程中一道不甚和谐的风景线。

监管层亟待对民间集资的态度亟待转变，要学着既当“严父”又做“慈母”。“严父”不仅仅是表示在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等形式上，而更应表现在对官商合谋、公私募基金勾结等严查厉治的内容上。“慈母”则首先应试着以自下而上的目光，帮投资者开拓与疏通新的、回报率适宜的投资渠道，同时对一些并未违规但模式较优的民间借贷行为给予适当宽容及支持。两者缺一不可，相互映衬。

随着股市的持续回暖和经济的持续走强，如今民间集资行为在金融领域与非金融领域“齐开花”，手法也更为多样化，非法集资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避免的是，仅斥责集资之“鱼”而未授人以“渔”。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3/08/content_52304581.htm

人生七十古来稀。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出生于1930年，然而两位老人如今的活法却迥乎不同。贝克尔已于2004年停掉了其在《商业周刊》上每周一篇、历时19年的专栏，并远离演讲与聚会，转而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网上合开了一个博客，独享其乐。而他的同龄人吴敬琏远没那么清闲，春节前还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慷慨激昂地作了《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的演讲，现在他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忙碌地穿梭于两会这一政治舞台上。

使命不同，所以风格相异。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话语经济”与“眼球经济”的国度，吴敬琏未必有贝克尔那样受人尊重，但他却一定比贝克尔更容易引人瞩目，甚至引起骚动。3月4日，他又一次“语出惊人”——直言“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经济原理”；知道自己的话说出去后会招来谩骂，所以吴敬琏随即称“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吴氏猛言”很快在传媒上炸开了锅。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批评吴敬琏“违背了民意”，一些“热心人”建议吴敬琏补补“穷人的经济学”的课……

吴敬琏的言论确有瑕疵。在铁路这一垄断市场谈价格的市场化显然有失偏颇，在一个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成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中“租金耗费”的概念去分析。这其实类似于内地现行的、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唯一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赞同的政策”——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实际收效乏善可陈，然而至少出于权力部门营造良好社会口碑的考虑，政策的出台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就春运票价不上浮进行再争论，也不在于政府对春运票价的干预是否得体（我们似乎习惯了朝令夕改），而是透视充当了“皇帝的新装”童话故事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男孩儿角色的“吴敬琏们”，顷刻间被唾沫星子包围、被所谓“民意”谴责等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一则，经济学家频频成为批评靶子是否正常，二来，经济学家如何与所谓的民意对接。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吴敬琏的同龄人贝克尔曾有过的类似“冲动”经历。去年四五月份，美国汽油价格飞涨，美国民众深受其害、愤愤不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小布什当时一路下滑的民意就与高油价不无干系），美国国会山的一些政客及小布什政府不约而同“顺应民意”，站出来对石油公司施压，前者称应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给消费者一定补贴，后者则称应对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行严格调查。这种彪悍所造成的舆论还真挺“奏效”，美国市场油价几天内应声降了几美分。然而就在此时，贝克尔跳出来说，无论是暴利税还是补贴措施，都是愚蠢之举，因为至少从长期来看，其弊远大于其利。

贝克尔当时测算出了美国汽油的真实价格，并列出了一份消费账单，借以证明征税与行政补贴的交易费用不菲。再把视线收回中国，虽暂无学者去测算车票的“真实价格”，但若综合各种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基本上也能得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短期收效（以所有买票者为考察对象）几乎为零、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的结论。这或许也正是吴敬琏直言的原因，然而结果是他被“民众”痛骂一通。

而贝克尔却远比吴敬琏幸运的多，不但没有挨骂，反而又多了不少“粉丝”。其实在此这前，贝克尔曾屡屡“出言不逊”。当初各方对微软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并建议分拆时，贝克尔称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没有证据表明贝克尔是微软的“代言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相互行为分析的贝克尔曾发表其研究成果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传媒人麦克尔?诺尔援引贝克尔的观点于去年8月《福布斯》上刊登标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Don’t Marry Career Women)的文章，舆论一时哗然，然而很快风平浪静。

“贝克尔们”的无拘无束或许令“吴敬琏们”望尘莫及，一个最为重的原因是，美国民众深谙政治家们无论决定使用何种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被民众授予的权力负责，而经济学家不过是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或建议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罢了。

换句话说，在公共事务领域，权力和政策的事情应紧紧“盯住”政治家，这才是政治家、民众、经济学家及传媒应该有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事务争论中，一个明星学者的一句话都可能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这多少与传媒注重眼球效应的习气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方式的不成熟。事实上，只要没有公然以公职身份的话语权牟取私利，一些“逆民意行事”的人或事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时间、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憎恨，

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政治家的号召或应和“民意”，一来，经济学家本来起初就只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二来，在中国，所谓的“民意”不少时候不过是一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与评论人士利用传媒工具提高嗓门的大声吆喝造成的假象而已，这种“民意”的典型特征是有热度而无深度，不过它却可能影响或左右真正的民意。这一点却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贝克尔在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政府制定一项糟糕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改正这一政策，以及承担改变这一糟糕政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吴敬琏也在去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称，“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并不因为贝克尔的“怪论”而减弱对其的尊重，而我们却因为吴敬琏的“怪论”而大抓“小辫子”，这映射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浮嚣气氛依然沉重的现实。杂文家王小波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做浮嚣。”

（初作于3月5日 修改于3月7日）

链接：加里?贝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