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财经人物笔记

东方愚

“杰出人物”的轰然倒塌往往伴随的是一套政商联营机制的寿终正寝，不能因为“社会影响坏”等原因而对一些重大恶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轻描淡写。相反，开放的心态是不可或缺的。

6月17日，许冠成（后易名许官成）被南京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许冠成是何许人也？昔日辉煌的“中国冠成国际科技集团”掌门人也（在北京、南京等地设有分公司）。至此，“冠成模式”“蚂蚁神话”的始作俑者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真是一则马拉松式的宣判，三年前的2005年9月1日，许冠成等人就被抓捕归案，一直到现在才一审判决。所以如今鲜有人熟悉许冠成是谁，“冠成模式”究竟为何物。简而言之，许冠成为首的3人小团伙，从2001年6月开始在全国布局，2002年开始，推行所谓的“星炬计划”，诱骗客房户签订特种药蚁销售、委托养殖、回收等系列合同，以近40%的年回报率为诱饵开始诈骗集资。据悉，2003年12月至2005年1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其南京分公司骗取金额达3886万元，受害人达1471人；这些钱大都流入了许冠成等个人的信用卡里。

或因近几年大有德隆系的倒塌，小有浙江东阳富姐吴英的“本色传奇”破灭等事件，诈骗集资案层出不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更是如涌如潮。对比之下，许冠成当年的作法显然要“逊色”许多。但由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时节之早，我们反而更有必要去探究事件背后的利益链条，轻描淡写的姿态要不得。

许冠成当年“布阵”伊始，就大打概念牌，比如搭上“关爱‘三农’”和“扶助城市弱势群体”的道义便车，推行所谓“星炬计划”“爱心连锁店”等系列工程，说白了，就是打着快速致富的名号，以养蚁为借口，大行诈骗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的一些行政部门、民间机构、传媒等，在没有深入调查的情形下，大夸“冠成模式”。最具讽刺味道的是，2004年，冠成北京公司曾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评为“质量放心用户满意双优品牌”。而许冠成头上的光环也超来越浓重，一些中央级报刊曾为其大吹颂歌，称其为“中华英才”“大地之子”等。

事实上许冠成当年称其运作模式为“公司+基地+农户+政府”，即对“政府”是“冠成模式”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直言不讳。但现在，当许冠成被审判死刑时，除了他的两个死党许冠卿、马茹梅，我们没有看到其它的受审者或陪葬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如果说因为当初许冠成的“产业基地”也解决三农问题树立了一座精神丰碑而要对之有所眷顾的话，那么当后来不少基地被爆出只是摆设、“假基地”时，我们显然有理由怀疑许冠成当初向不少行政部门进行了不菲的利益输送。

进一步来讲，一方面，民间融资、非法及诈骗集资等方面的法律不够健全与明朗，滋生“勇走险棋”的民间融资氛围；另一方面，在政商关系混沌、“红色保单”的掩护下，许冠成们大行其道，愈发猖獗。可以说，许冠成的倒下了，更多的张冠成、李冠成可能仍潜伏在民间。

我认为许冠成被判决应当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争议事件重新引发关于民间融资的大讨论。特别是如何警惕它的逆向激励作用，以及对正当的民间融资的抑制作用──在通胀不止、中小企业生存压力巨大的当下，显得更为必要也更有意义。听说广东佛山等地民间借贷的月利率高达10%甚至更高。与此同时，还原集资众生相中的政商图谱尤其关键，尽管说杀一个许冠成也未必能起到“杀鸡骇猴”之效用，那么杀一个许冠成背后的行政帮凶，理论上的警示意义或许要深远的多。

东方愚

   胡葆森和许家印是河南老乡。他们之前都打算今年到香港上市去。结果最后的命运截然不同。老胡的建业地产今年6月6日顺利上市，而老许的恒大地产的上市路，已于今年3月功败垂成。

   尽管建业以招股价下限的2.75港元定价，尽管上市首日便“破发”，全天的股价都没有站到发行价以上喘口气，但胡葆森依然是开心的，用建业的唯一承销商大摩的一位代表的话来说，“建业上市本身已是难得的成功”，怪不得潘石屹说，这是“2008年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转折性事件”。

内地多少房企都想上市，但就现在的时机来讲，都变得谨小慎微，比如龙湖地产与宝龙地产，都已通过香港证交所上市聆讯，但现在同样对融资的前景比较担忧。仍拿建业来讲，建业地产总部在郑州，业务也主要集中在河南省内，对于中原地区第一家到香港上市的房地产企业，能想到路演时的情形，首先你得介绍河南省的情形吧，一些投资者对中国内地情形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都会影响到将来的定价。可以注意到建业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用了至少三个策略，一是找大的国际投行来帮忙，据悉五大名牌律师行以及毕马威等机构也都前来助阵，地产巨头如王石、李思廉、潘石屹、冯仑等自然也来捧场，二是投资者中有国际知名的企业如新加坡凯德置地等，三是降价促销。

所以“硬币的两面”，事实上恰恰因为建业身处内地，这一特质对一些敏感的投资者来说可能正是机会。胡葆森的一句推介语很重要，“以郑州为中心，以河南最远的城市为边界，约3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这个圆里有1.2亿人口。”何况这个圆的半径和里面的人口都有不断递增的趋势。

而另一方面，现在处在风声鹤唳的地产紧缩期，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呈现下降趋势，尽管这个过程要比一些媒体上的夸张其辞要慢一些，但大势如此，当然杭州是个相对比较“另类”的城市，房价一直坚挺；而三四线的城市房价却是稳中有升，甚至有大幅攀升的苗头和个案。

同样，拿郑州来讲，来自郑州房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建商品房）房价一直在4000元/平上平浮动，但5月底开始这一均价出现上升趋势，达到4200元/平之上。比数据更应该关注的是政府部门的态度。如今郑州市政府的规划是每年提供700万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这对地产商来说显然是个利好。实际上，两年前一份“中国城市质量生活质量排行榜”，将郑州列为“不能承受房价”后，相关部门表示反对并召开发布会称“郑州房价趋于合理”，认为郑州房价与周边其它省会城市如济南、太原、武汉相比。当时这一行动背后的信号值得关注。

列举这些数据与事件的原因，并非为胡葆森“不幸中的万幸”叫好。而应从两方面客观分析。从商业角度看，胡葆森宁让融资额大幅缩水，要也完成上市本身，这种“次优”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恒大地产上市夭折，一方面与这两年买地速度太过夸张，资金链吃不消有关，另一方面，与其立足的城市大都为一二线城市有直接关系。市场在变，阵营却无法转移，许家印吃亏自然首当其冲。

而从宏观调控角度来看，现在应谨访三线四线城市房价的突然回升甚至迅速上涨。最近一个事件，浙江小城丽水人均年收入不过1.5万元，然而去年那里的房价最高炒作到1万元一平方米，让人瞠目结舌。“丽水现象”尤其值得内地监管部门引起相关重视。

文/东方愚  国际航空报、每日经济新闻

         今年3月，当夏草猛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黑幕时，刘姝威正发起大学生志愿者与保安一帮一、一帮二的“阳光计划”。两位财务专家分别“战斗”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阵地上，鲜明对比可见一斑。

    2001年11月，刘姝威在《金融内参》上寥寥几百字的短文成为蓝田神话破灭的导火索，也成为刘姝威登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奠基石。某财经媒体此后称，“在更多人选择沉默或另外的做法时，刘姝威选择了挺身而出，他们看护了自己的良知，守望了社会的正义。就改革的意义而言，一些无关痛痒的空谈也许远远比不上这样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来得更为直接和深远”。

    然而，在那一次“身体力行的回答”后，刘姝威的凌厉峰回路转，如今她似乎被淹没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堆儿里，以至于现在媒体一则“阳光计划”的报道，仍会扯一扯七年前她的豪迈旧事。

    或许是七年前直陈财务造假的难能可贵，或许是内参这一渠道的特殊性，今天的财务专家夏草先生尽管更为骁勇，其质疑的多家上市公司或已退市或被调查，更多的做出回应或反击，然而，他获得的掌声几乎尽数来自媒体读者，或是草根投资者。这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尴尬吗？

    当资本与权贵揉捏在一起，夏草的对手便是整个体制，在偌大的对手面前，一个草根财务专家的力量显得是多么微不足道。同样也是在七年前，夏草质疑某上市公司大股东有掏空公司资产嫌疑，恰遇该公司一位被辞的出纳报料，得以拿到在大量原始凭证，然而不久此出改口称凭证属伪造，随后神秘失踪。

    据夏草称，其与对手之间最艰难的一场拉锯战发生在2007年，夏草接连发文质疑某上市公司存在重大财务造假嫌疑。然而，在此期间，这一上市公司频频出镜，三月内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三次，集团总裁被央视称为某产业的领袖级人物。

    夏草不接受“财务界王海”这一打假专业户式的称谓，他也甚为反感有人称其为资本市场的“芙蓉姐姐”。在我看来，证券界的夏草，犹如艺术界的陈丹青，饱受体制掣肘。陈丹青炮轰中国的博士招生制度，而拥有博士学历的夏草也为发表近百万字的论著却仍是一位讲师而郁闷。所谓此消彼长，与在体制内的拘谨相伴随的，往往是专业能力与优势向体制外蔓延、溢出，所以陈丹青出走清华不影响及他的美誉度，夏草也深受普通投资者尊重。

    但他们依然是孤独的“角斗士”。特别对于夏草，如若年轻气盛的他凶猛依旧，如若得不到体制内的肯定与支持与保护，其人身安全都让人捏一把汗。从这个角度而言，刘姝威走的路线──偶露锋芒、塔内（体制之塔）生长──似乎显得很“现实”？似是而非。

    通过对个案的质疑推进制度的改进，这曾是刘姝威们和夏草们的共同愿景。现在时过境迁，只有后者在继续战斗。我们无法苛求刘姝威们像七年前一样一如既往地凌厉，但我们有理由呼吁有关部门对夏草们的野蛮生长表示关注与支持。拿最近的案例来讲，其对鱼跃医疗上市的质疑引发了坊间关于民企上市“假补税”现象的关注，其质疑过的中捷股份于5月26日召开致歉说明会开上市公司之创举。

    美国安然事件后，国会通过的《萨班斯法》使美国上市公司高管财务欺诈代价陡然变大，明知故犯者则被处以最高达500万美元的罚金和最长达20年的监禁。反观中国内地，欺诈案“前腐后继”，对大多数违规公司的惩处却如隔靴搔痒拔萃。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但退一万步来讲，特定的政商语境下，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暂不可行，但一个有理有据的质疑氛围却是不可或缺的。

    听上海的朋友说现在证监会和财政部等监管层支持夏草，这是个好消息。当谈到夏草质疑的上市公司涉嫌财务造假事宜时，财政部会计司司长说，“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一直在进行分析。”不过，我们希冀监管部门的分析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更希望届时公布的结果能经得起考验。

    链接：夏草频批上市公司造假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商业PK堂”专栏 4月23日

资金之痒

      许家印与陈晓，都是1958年生人，所谓“五十而知天命”，陈晓两年前历经永乐被国美并购的酸楚，一时被称为“最孤独的总经理”，可谓饱尝天命之苦涩；而许家印有些晚熟，其执掌的恒大地产，在他50岁这一年的春天，伤口才依稀开始流脓，而他却似乎浑然不觉。

      朱自清在《春》中开篇写道：“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这句话用在2008年3月之前的许家印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借助美林等投行之“东风”，恒大地产上市似乎是众望所归，3月28日在港一挂牌，恒大便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春天。然而，3月20日，恒大在香港联交所网站上发布公告，宣布上市计划中止。一帘春梦。

      有人说只怪许家印“运气太差”，顾名思义就是恒大遭遇地产紧缩调控风暴。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真正应当紧盯的对象，其实是恒大背后的国际投行们。两年前国美并购永乐案中投行的角色值得拿来参考：是否又是一场盘算已久的“阳谋”？

      据2006年10月20日上海证券报报道，2005年的恒大是广州的“欠税大户”，拖了一年至2006年9月仍欠2800万元。据悉，欠税问题直接导致恒大落选当时的“广州市优秀民营企业”评选。与此同时，资本市场上的恒大也是节节败退。2006年8月，许家印以7889万元价格，将其4年前拿下的“琼能源”（先后易名为“恒大地产”与“绿景地产”）壳资源脱手卖出。恒大当时资金链的紧张可见一斑。而后发生的“市政路风波”与“向业主索赔3000万元”等事件，又折射出恒大在本土市场上的口碑一般。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恒大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逆转胜”。从2006年11月至2007年月，恒大与美林、德意志银行、淡马锡、瑞信等投行陆续甚至多次签订协议，获得近10亿美元的融资（包括抵押贷款与认购可换股优先股等）。抱上了投行的“金佛脚”，恒大拿地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之后恒大的招股书显示，恒大截至2007年底的土地储备为4580万平方米，这一数字是一年前的7.5倍。

      我们来看永乐。2004年的永乐也需要钱，用来扩大规模、加快其全国扩张步伐。为解资金之渴，投行摩根士丹利和鼎辉投资出手5000万美元认购永乐逾4.22亿股，折合的股价比之后的招股价折让近60%。但是要知道，永乐在与投行联姻前的2004年，销售额达到百亿元，并且之前通过自有资金完成了包括收购广州东泽等系列资本运作。

      对比之下，疑问就来了：恒大的资质、过去不尴不尬的运作等，机构投资者们不可能不熟悉，为什么还会慷慨解囊、大胆放贷？

投行之谋

      不排除投行们也在“赌”，赌中国房地产投资仍处于上升周期中，而去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明显加快，投行将钱交给中国的房企，还可增值。再说禁售期只有6个月而非像阿里巴巴的两年之久，风险尚可掌控。

      那么，为什么机构投资者选择的是恒大的许家印，而不是找一些优质房企比如万科合做项目呢，答案很明了，即便有合作可能，万科也不会在利益方面做多少让步。然而许家印则不同，一上来就是大手笔──出让约33%的股权（上市后稀释至3.66%），投行们何乐而不为呢？

      投行们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永乐尚且如此，原先瘸腿的恒大更是如此了。根据恒大的招股书，恒大承诺给机构投资者承诺的回报率很可观：如果在2008年6月6日前上市，回报不少于40%，若在2008年12月6日前上市，回报率不少于50%，若在2009年6月6日前上市，回报率不少于60%，若于2009年12月6日前上市，则回报率不少于70%。而如若无法完成上市，恒大将以现行市盈率回购相关机构投资者的股份。

      永乐当年与投行签订的对赌协议，到最后发现横竖都是投行赚个盆满钵满，因为大摩是“天使魔鬼结合体”──当初不断调高永乐评级推动其股价上升的是大摩，但解禁期一到马上减持，并且一面调低永乐评级一面增持国美并调高其评级的，也是大摩。这无疑是一种“破坏性开采”的江湖招术。恒大现在面临同样的问题──上市折戟后，对许家印来说毫无疑问是当头一棒，然后对投行们来说，或许意味新的机会出现，一来与恒大谈判的筹码更重了，二来，更低价入主的契机来了。

      据报道，恒大现在正通过私募方式融资欲融资5亿─6亿美元。私募意味着给投行更低的价格，同时他们占恒大地产股权的比重将进一步增大。据悉，高盛也参与到这次私募中，并称要“介绍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而根据恒大的招股书，恒大上市时间越晚，投行们得到的回报率越高，而恒大抵押的土地等资产均属优质资产。从这一角度看，投行们抱的绝非“赚一把就走”的短炒目的，他们或在更早的时候已盯上恒大等易控房企，同时试图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走的更远。

恒大之殇

      “破坏性开采说”绝非“阴谋论”。大摩两年前给永乐“背后一刀”，表现上看是对永乐2005年的年报失去了信心，实则在推进其提前布局好的“美乐合并”计划。对于如今的恒大资产负债率达95%的尴尬，这一切其实都在老谋深算的美林、瑞信等预料之中。恒大在上市这条路上越主动就越被动，而投行们越被动其实就越主动。

      在笔者看来，恒大现在的盘子铺的太大、战线拉的太长了，无论是通过增发还是可转债形式，私募所占总股份都不可能太高，也就是说，私募并不能构成对恒大困境的实质性救援。根据其招股书，截至今年1月底，不包括恒大向几大投行的近10亿美元的借贷，其未偿还银行及其他借款总额都达到了111.334亿元。

      对投行们来说，围绕恒大的“精彩故事”才刚刚开始，许家印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虽不至于对投行言听计从，但后者的话语权已非同寻常。恒大如果不能在上市这条路上突围，最后极有可能落得与永乐一样的结局，即半推半就地被某大型房企接盘。最大赢家仍然是美林等投行。

      半上不下的昔日永乐与今日恒大，都是投行的棋子，不过陈晓与许家印的表态却大相径庭──在2006年4月遭遇大摩抛售、股价暴跌后，5月，陈晓公开承认“当初与大摩签订协议时预测过于乐观”；2008年2月27日，即恒大宣布中止上市前的第21天，由许家印召集的本土传媒济济一堂，许家印深情地讲完自己的“奋斗史”后宣称：“希望在2010年之后，恒大进入的每个城市都拥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

      前者幡然醒悟然为时已晚，后者执迷不悟仍大放豪言。陈晓与许家印尽管遭遇相同的“劫数”，各自执掌的企业命运有可能殊途同归。但对于陈许二人本身来讲，结局或不可同日而语。陈晓现在作着国美的总裁，在去年的“胡润零售榜”上以20亿元资产排在第15位。而对恒大来讲，如若将来被并购，许家印的去留都将成谜──恒大管理模式的乏善可陈等于提前宣告恒大团队未来不可能“平移”，而由于妥善处理好恒大各种错综复杂关系与纠纷的难度要大的多，所以许家印就是想像当初张大中、杜厦那样套现离场，也绝没那么容易。

东方愚

     李丰华最近挺郁闷。在1月8日股东大会上，东航引资新航遭否后，他说：“国家推动为国企引入外资，却遭小股东推翻的情况可说是破天荒。”甚至情绪有所激动称，“我始终是打工的，老板怎么说，我怎么做，但是现在老板没说。”

     新航入股东航打了水漂，成为2008年伊始，中国航空领域的重磅新闻。这一切皆源于中航集团在东航嫁入“新门”前的临阵一脚，放出“贱卖论”后，再抛出5港元每股的方案，让新航3.8港元每股的价格顿时显得柔弱。最终，东航新航只能分手。

   从李丰华的情绪化措辞，以及东航董秘8日“东航人有自己的尊严，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的慷慨陈词来看，似乎东航的立场非常坚决，定要坚持到底，与新航结为伉俪。原因则是李丰华所言，交易之外，新航的先进管理经验等对东航来说也将是宝贵的财富。

    这抑或证明东航的觉醒？要知道2002年前后，东航以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大收购，先后将西南、云南等五家民航企业收入囊中，迅速膨胀为全国第三大航空公司，然而此后多病齐发，2006年东航巨亏28亿元，负债率高达93.72%！如果李丰华真的想引资东航，或意味着东航从“做大做强”向“做强做大”思维的转变。

    李丰华抱怨中航集团的高价竞购，以市场化的方式出牌，让东航乱了阵脚。事实上，东航为中航集团所购，就不能实现“做强”的夙愿了吗？

    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东航为何强烈排斥中航。不排除基于前车之鉴，东航不急于规模的膨胀。事实上，东航与中航在“官本位”上的较真若隐若现。有“东航派人士”称，国航跟我们差不多，凭什么收购我们？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我们来算两笔账，就一切明了了。一笔，东航与国航是否真的“差不多”，如果论总资产（抛开负债率），东航、国航现在的总资产分别为839.6亿元和601.3亿元，似乎半斤八两，但两者在资本市场的实力则不可同日而语，不计国航在伦敦股市的市值，国航在A股与H股的总流通市值就将近800亿元人民币，是东航的近8倍。第二笔，东航并入中航集团后的成本收益。中金日前的分析认为，东航与国航联合第一年的协同效应将达到人民币37亿至52亿元，远高于东航与新航之间11.5亿—14.5亿元。

    而若仍以“先进管理经验”说事，那么，如果东航并入东航，新航再与“新中航”合作，岂不是三方多赢？

    无论如何，李丰华都挡不住自己成为当红明星，其语录在国内外报章出现。其实，在这一场竞购游戏中，东航的主动权确实没有多大，李丰华正如自嘲的“打工者”。这让我想起来两年前的徐工并购案，凯雷收购徐工，看起来挺美，硬是被三一重工的向文波插了一杠子，到最后凯雷只得加高筹码，甚至时间到了2008年，凯雷仍然没有拿到商务部的最终批文。当然三一与中航与各自行业内的话语权很悬殊，   

    其实，从中航中航两兄弟日前闹别扭而将新航挤出去，再想想当初的徐工案，三一是民企，即使搅局，充其量只是一场“事件营销”，也压根没有接盘的半点可能性。从两起事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开放政策依然不明朗、不规范，而有关主管部门要么失语，要么莫衷一是，加上“官本位”阴魂不散，暗中作梗，民企与外资难逃被边缘化的宿命，中国市场经济的国际形象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损伤，如果国际市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又会吃得消吗，我们又将做何感想呢？ 

这是一个命题作文，本为《中国商业评论》给王一江教授的约稿，王教授曾写过一篇《美国精神与美国崛起》，不凑巧的是他最近抽不出时间。老赵让我救急，谁知我临时来浙江和上海出差；出差途中并且是半夜三更写字，仓促而粗糙，让朋友们见笑了。

文/东方愚 2007年第5期 《商界·中国商业评论》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拿中国的东西和美国相比较，在企业精神方面亦如是。特别在“全球化2.0”时代，对比和取长补短更有必要。不过遗憾的是，对比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上很干脆地称“美国仍将胜出”。

弗里德曼的这一论断或许没有人反对，不过我们有必要探讨的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精神就算模仿美国精神，总是只留下东施效颦的笑谈。

“自私”力度不够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他们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欲”。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自我支配，意味着为了个人的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机构和组织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所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就像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其自传中所言：“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中国企业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特别是上世纪七八十、八九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肩负的使负便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那个时候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暂且不论其在投资和运营管理中注重不注重现金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目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及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应后在2007年3、4月之交，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这使得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而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而政府又在娃哈哈中参股。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于是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的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省得夜长梦多。

这种作法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种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惟一目标，而是被人为地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一点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用书面语来讲，就是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也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作到的一些使命，倒是他们自己的腰包迟迟鼓曩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所以如果要向美国精神学习的话，很简单——从企业成立伊始，给中国企业简单的自私的权利，就已足够。

“忍耐”尚欠火候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还以娃哈哈为例，与达能的战斗，虽属“窝里斗”，但事情的结局如何，还得裁判说了算；裁判是谁？是政府。6年前健力宝要卖，“主人”李经纬三蹦五蹦，就是够不着，也是出于此因。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桀，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想举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院曾经的一个心理测试。有两扇门，第一扇门开着，一眼可见门里有一只老虎，另一扇门里漆黑一片，进去后发生什么情况是未知的。你会选择进入哪扇门？

选择第一扇门显然符合美国人追求刺激、敢于冒险的脾性。不过仍然有不少人选择了第二种情形。这并不是说明他们的投机心理，相反，选择第二扇门意味着对不确实性有极强的忍耐力。美国企业家认为，做企业家未必一定要冒险，但一定要对不确实性有足够的容忍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才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

再回到中国本土实践上来看。清朝的盛怀宣和胡雪岩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是红顶商人。相对应的“反面教材”是顾雏军，到最后的关头，选择的竟然是咆哮公堂，甚至说出一连串有关系的官员的名字，这一举动无疑是致使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最后的“失态”，其命运面临转折的可能性并非为零。

所以不少人非常赞同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的论断，企业家必须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事实上，由于特殊的社会发展轨迹，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与行政利益相博弈是步绕不过去的棋。像顾雏军事件，初一不发生，十五也会发生。那么你是选择抗争到底，还是适度忍耐，往往关系到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

这里有必要提及另一家代表性企业——与娃哈哈一样去年总营收达到170亿元人民币的横店集团。这是一家很“神秘”的企业，因横店影视城而蜚声中外，却少有人知道其实影视、文化、旅游等产业只占其总收的不到3%，相反，这家多元化企业现在控股银行、入主航空、染指军工项目，准入门槛高的军工等项目为横店所囊括，且控股比较甚至超过50%，“实力超强”的原因背后，也和其与政府关系默契甚至相得益彰直接相关；值得一提的是，横店集团在一些核心技术和投资策略上，非常低调，甚至有意“示弱”，这种“忍耐”很值得中国企业思考。

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

弗里德曼在断言“美国仍将胜出”的论据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将会持续性优越，原因是美国人依赖规则和原则框架行事，这使得彼此相互信任。当下的中国是个利益重构的年代，信任的基础不牢固并且具有易变性，加上潜规则盛行，这使得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重重。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甚至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就整个历史的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其实像王石，他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度量的。相反，更多的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话，则首当其冲则属忍耐的品质了，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当其冲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若被给予了“自私”的自由，也绝不等同于纵容原罪，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企业精神的重构，其实是社会潜规则的重构。

（2007年4月16日凌晨于上海）

文/东方愚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2/15/content_51997462.htm

2月15日 上海证券报专栏（专栏名称将由“愚者千虑”改为“商业PK堂”，专注于代表性商业人物的PK案例剖析）

姜还是老的辣。被刑拘的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此刻或许正黯然神伤，而她的老乡——东阳横店的徐文荣，似乎正在一个角落里偷着乐。民企之鱼欲跃龙门，徐文荣选择了“上窜”，吴英选择了“下跳”，事实证明，徐赢了。

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比较乐于制造媒体效应，去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加“驰名”，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之大手笔的新闻，也于去年而9月上旬出现在东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家父子采取的是“上层路线”。横店集团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冠冕堂皇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采取的是“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集资时承诺的利息最高超过月利1角，一些民企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月10日深夜东阳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吴英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即告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人行东阳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去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吴英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生意人”，一些管理人士则道貌岸然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这些行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2年前的女富豪邓斌及新兴公司、3年前的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而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仿佛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我们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窜”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打着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作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的阴谋服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作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向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在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一类的会计师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模式根本不会被投资人接受。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企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但别忘了另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徐文荣们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可见一斑，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要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要么不肯放贷给吴英，要么只收不贷，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人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 “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同为东阳人，命运迥相异。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不但立出了模样，甚至携圆明园与民族感情为基石与噱头。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像中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造噱头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今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徐二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谈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笔者在此前的专栏文章《妥协浮世绘》中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窜”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窜”才有可能鹤立鸡群，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我的朋友梅新育每每见到有人大声疾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或为民企原罪“开脱”时总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能感觉到，他“恨铁不成钢”般的生气中，更透着一丝为民企崛起路径无奈遭遇瓶颈的惋惜。

笔者去年11月在《中国商业评论》撰文称，横店资金链必定断裂。换言之，“上跳”可为缓兵之计，但绝不是长久之策。而对于吴英及本色集团如今之落迫下场，我们最应当密切关注的是本色集团的清产核资进程（先不说行政部门匆匆入主是否合理合法）。曾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的德隆集团处置后，实业资产大几乎悉数落入了国企口袋。本色集团无德隆之雄厚，但会不会遭德隆之宿命呢？

（张华 2007年情人节下午于南方日报社）

文/东方愚

前不久，浙江横店集团将异地重建圆明园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据媒体报道，横店集团将筹资200亿元，以1：1的比例，在东阳横店复建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园。一时间褒贬纷至沓来，然而诸多争论大都是从历史、文化及艺术的角度出发，却鲜有人深究闹剧导演者的真实目的。

一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

横店集团号称是影视娱乐业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2005年，横店集团实现销售总额147.5亿元，企业总资产达到166.68亿元。横店集团与时代华纳及中影集团合资组建的中影华纳横店影视有限公司投入巨资建设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成为国内影视行业迄今唯一的国家级“特区”，“中国好莱坞”已初具规模。在资本市场，横店同样出手不凡，由G康裕（000739）、G刚玉（000795）、横店东磁（002056）等A股上市公司组成的“横店系”初现端倪。此外，横店还拟将旗下影视娱乐业务在海外上市，争当中国首家海外上市的影视企业。

但是，6000亩、200亿元——重建圆明园一开始就给人虚张声势的感觉。首先，这项美其名曰“重现历史恢弘”、“鼓舞国人志气”的浩大工程最佳落地处“恰巧”就在横店本地，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其次，6000亩计划用地规模远远超出当地政府的审批权限，得到中央批准的成算几何？再次，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之大成的圆明园，仅建筑设计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横店如果真想再现圆明园之美景，应先掏十亿，请海内外专家设计、论证，有了全套的设计才谈得上选址和预算。看现在的势头，重建圆明园将是“边设计、边筹资、边建设”的“三边工程”！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横店围绕圆明园项目构建的利益框架——以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为融资平台。

围绕这一事件的利益关系，从一开始就显得扑朔迷离。笔者曾两次致电横店集团，被告知重建圆明园的不是横店集团，而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基金会是今年6月初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一个筹资机构。此后，此机构又拉扯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其签定协议，共同设立了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据悉，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是公益性质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捐助，辅以专项投资。募集资金将以股权投资形式注入浙江横店中国圆明新园有限公司，基金会的股权投资收益将用于海外国宝回购等。

这一看似完满的路线图却有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首先，是基金的主体可疑、责权混沌。公益基金在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一般由国际顶级银行做受托保管人、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程审计，职业化管理团队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严格的监督……而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横店集团原董事长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以公益旗号募集到的资金将投入与横店关联重重的交易中。圆明园建成后恐怕还得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就好比一个癌症治疗基金的管理人自己开着个肿瘤医院，而接受基金资助的病人必须把钱花在那家医院里。这样的“公益基金”会被捐赠人接受吗？

其次，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的情况下，捐赠人是否会将钱投给横店建个假景观？慈善、公益类捐助不可能唱主角，以赢利为目的的投资机构更不可能为这种“三边”项目烧钱。那么，谁会为这场打着公益旗号的愚人游戏埋单呢？横店心里最有数！

横店好梦如何成真？

从现实的角度看，200亿元资金如何到位？

通过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安排，实力强大的横店已把自己摆在只赚不赔的位置。美国华纳等“老江湖”也不会轻易投入重金。真正承担重任的是政府、银行和“拉郎配”的公有制企业。曾因《鸦片战争》的拍摄而在横店“无中生有”造出个“广州街”的徐文荣，此番难道会给自己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横店的如意算盘是：先以宏大的计划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同时圈占大片土地；然后大造舆论，把重建圆明园包装成中华振兴的象征。然后，一方面要挟中央政府批准其用地计划，另一方面吸引“手头富裕”、不明真相且对未来通过关联交易套利满怀憧憬的民企入伙。有了土地和启动资金（比如说3亿、5亿），就可以编造一个一期工程投入10亿的规划。7个亿的资金缺口自然由政府“协调”银行来解决。圆明园局部建成后，就可接待海内外剧组和观光游客，继续大造噱头、吸引眼球，再视情况陆续上二期、三期……最终，园子造成什么样不知道，银行贷款如何偿还也说不准，反正横店是名利双收了。

横店的美梦就是以民族感情为卖点，以全方位炒作来“忽悠”政府，让银行资金挑大梁，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不能不引起各地政府的警醒。在这个项目中，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变成了不良贷款。政府想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产业升级，但仍难控制阴霾丛生的态势和资本链断裂的后果。毕竟，一个项目气势再恢弘，也总要到市场上去接受检验。

200亿建个纯商业化迪斯尼乐园还有一点可能收回成本，而且建设运管都得由有成功经验的国际集团接手。而以往的事实证明：国内假景观、缩微景观的收益都不理想。

对于横店造园项目，我们可以这样简单推算：200亿元中140亿为25年期贷款，年息5.5%，每年的还款额为10多亿，加上所得税等因素，每年的支出将更大。园子造成后，如果净利润率为20%，则每年园子的收入须达到50亿才能收支持平。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振兴地方经济、就业率、GDP是各地政府的兴奋点。而微硬盘、汽车、圆明园这样的大项目对急于出政绩的官员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问题的根源在于：现行对地方大员的考核方式存在漏洞。出了政绩就升迁、干砸了拉倒，微硬盘之类的项目还会不断在各地冒头。此次横店抛出的“圆明园”是对政府智慧的又一次挑战。

(刊发于11月期《中国商业评论》，编辑：李彤，原标题：横店造园：挑战政府智慧）

东方愚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的腰包总是鼓腾腾的，就像没有人不喜欢自己每天吃香的喝辣的一样，但是一旦被人看到了，妒忌的、吐口水的可能一窝蜂的全上来，你就再没心思享受生活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垄断行业降薪热潮谢幕了，谁也没想到，当初并不高亢的三两声质疑，后来引得闹的满城风雨，电力行业“率先”大刀阔斧减薪，其它垄断行业也岌岌可危。

再去苦口婆心地探讨垄断行业的薪酬机制已没多大意义，说什么希望电力、煤草、通信、石化行业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也不过是玩玩嘴上工夫。有人说垄断行业的降薪是“假降”，因为它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内情只它一方知。但铁打的事实是，垄断行业普通的员工，不少已开始哭哭啼啼、觉得自己委屈了。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令人生厌，然它许多时候还是非常很注重自己“形象”的。有一次西门庆和应伯爵等狐朋狗友在妓院里鬼混，郑爱月要留西门庆过夜，西门庆说：“…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即，恐惹是非，只是白日来和你坐坐罢了。”看，身为警察局副局长的西门庆是多么的“体面”，虽然我们都知道他妻妾成群且贪色致至。如今的垄断行业降薪便有这么点味道，近于舆论的压力，明着是降了，事实上是不是又以其它方式给补上去了，天知道。

请注意，我上文说的是垄断行业中具有和西门庆一类职位的群体，即高层管理者。下面的小娄娄们，少一个字就像割了一块肉，实打实的来，疼是肯定的。说实话，并非所有地方的所有垄断行业都是肥的流油的，而就在同一行业甚至同一部门，薪酬差距也有十万八千里之别。另一个问题于是出来了，我们要把这场风潮，定性为低收入的非垄断行业向暴利的垄断行业之间的抗争，还是社会“准弱势群体”向“持续的既然利益者”之间的叫板？

如果是前者，那么垄断行业里的低收入者当了冤大头不说，“西门庆”们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多大的实质影响；如果说是后者，那么非垄断行业的许多令人汗颜的薪酬差距与权益失衡，或许更应当被纳入到讨伐的范畴中来。

当初社会上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问题被炒的火热，我说，“经济学娱乐化”是中国的悲哀；当初 “富人区、穷人区” 之住房分区风波引发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集体大讨论，我也曾讲，贫富差距问题被“娱乐化”是社会不能承受之轻。如今的垄断行业降薪风波，虽还没有沾染多少娱乐色彩，但是与过往的争论却有着一个的共同点，那便是把微观的问题给笼统化了。这样一来，就把一些原来处在同一利益层面的人群当成了“假想敌”，真正值得讨伐的对象却高枕无忧！

变迁年头的中国，争论多由精英挑起，无论是高处的，还是民间的。我们应该为以民本主义为理念的精英牵头搞的社会运动拍手称快，成与不成、影响力大不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代表着权益意识的觉醒与变革，退一步来讲，它至少说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充满活力的。可惜的是，所谓的精英到了权贵那里，几乎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棋子。

有涵养的社会精英治不了“西门庆”，官府也拿他没招，幸好《金瓶梅》里有武松。当下的中国，武松有是有，可打虎就难了。所以一些电力行业的普通职员为降薪叫苦连天，说再降就得去兼职了——所谓兼职，即“离而不辞”，说明还很留恋，即使自己心里面从来都对“西门庆”恨之入骨。要我说，干脆辞了得了，一了百了，一来当下的商机其实还真不少，所谓市场经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和勇气；二来，你辞我辞大家辞，如果走的只剩下了一帮“西门庆”，所谓的企业改制不改也得改，所谓的巨额薪酬不降也得降，这也许可以称得上一种“破坏性开采”的社会变革方式吧！